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在抗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妇女运动的发展。邓颖超同志说得好：“中国妇女解放也只有在参加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中才能获得。”

　　揭阳县的广大妇女同全国妇女一样，勇敢地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揭阳县委为了更好地动员妇女参加抗日，以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及时地发展女党员，建立了妇女党支部（下称女支部）。从1938年至1940年，揭阳县共成立九个女支部：榕城支部、第一次妇干班支部、第一次妇干班学员党支部、埔田乡女支部、第二期妇干班学员党支部、五房乡女支部、坪上乡女支部、云路乡女支部、黄岐山前女支部。全县共有女党员约130人。

　　成立妇女党支部

　　吸收进步女学生

　　国难当头，在中国共产党的关心培养下，一批有觉悟 、有文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妇女是建立女支部的种子。发生于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揭开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兴起。学校的老师大多数卷进了抗日浪潮，进步教师向学生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当时揭阳有一批女青年在外地读书，她们从课堂上接受老师的教育，从报刊、杂志上看到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为非作歹，惨绝人寰地蹂躏妇女。血的事实，使她们明白了亡国的惨痛，深感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因而，在汕头、广州、上海读书的一批女学生，投笔从戎，回到揭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特别是郑玲，30年代初曾就读于汕头海滨师范学校、广州知用中学，接触了许多进步人物，暗地里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后来东渡日本，就读于“同志社大学女专”，她与一些进步留学生，利用教会的名义举行读书讲座，讨论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认清日本侵略中国的性质。“七七”事变时，郑玲毅然离开日本，回到汕头市参加抗日救亡青年会（简称汕青救），在汕青救，郑玲认识了共产党员方东平。在斗争中，郑玲迫切要求参加党组织。方东平受潮汕中心县委的委托，正面向郑玲谈参加共产党的目的和条件。事后，党组织派韩江委组织部部长苏惠做为郑玲的入党介绍人，并决定派郑玲回揭阳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上海兴起汉字拉丁化改革运动，潮汕妇女积极响应，提出潮州话拉丁化方案，一些进步组织自编课本，办学习班。其实，新文字运动是一种文字改革运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形式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1936年暑假，在揭阳县立女中开办“新文字拉丁文学习班”，进步女青年林惠贞等参加学习。在学习班上，老师介绍了进步书籍给学生们阅读，有“潮汕抗日救国义勇军”专版的《海岸线》，还有《妇女生活》《生活周刊》等。从外地回来的女学生，与本地的学生相配合，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从此，揭阳的妇女运动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37年秋，郑玲一回到揭阳，就同林惠贞等女学生商量，准备成立一个抗日的群众组织，当时还有从上海回来的男学生林美南等也积极参与筹备。经过一番努力，由郑玲、林惠贞、陈诗辉、邱金爱与3个男同志发起成立“揭阳抗日救亡同志会”（后改青抗会，以下称揭青抗）。不久，“揭阳妇女抗敌同志会”（以下简称妇抗会）也随之成立，妇抗会组织会员深入大街小巷，教妇孺唱抗日歌谣。那时，榕城到处荡漾着抗日救亡的歌声，洋溢着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

　　在苏惠的介绍下，郑玲于1937年10月28日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揭阳县抗日时期第一个共产党员。入党后，郑玲更积极领导“揭青抗”的工作，并从进步青年中考察和培养党员对象，不久，陈诗辉、林惠贞等加入共产党。为了更有利领导县城的妇女斗争，1938年春，成立了“榕城女支部”，由郑玲任支书。第一个女支部的成立，标志着揭阳的妇女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接着，林惠贞、杨昭玲等一批女学生参加了共产党。这批女党员像种子，撒遍揭阳县的城乡，很快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举办妇女干部班

　　动员更多妇女参与抗战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指导下，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培养妇女干部，吸收女党员，为建立女支部打下基础。

　　中国的抗日战争自始至终是在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调动各个阶级、阶层抗日御侮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走狗，这是抗战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共潮汕中心县委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千方百计调动一切抗日的因素。1938年8月，揭阳县国民党政府为了适应抗日形势的发展，大量训练青年，以备参加战地及农村工作的需要，在县城举办了社训总队部妇女干部训练班（简称妇干班），其任务是为训练女壮丁培养妇女干部。潮汕中心县委对这个妇干班很重视，认为在培养青年抗日这一点上和我党方针一致。书记李碧山亲自来揭阳，宣布郑玲、陈曙光、余天选、陈德智（男）4名共产党员到妇干班去开展工作，并指示要成立党支部，由郑玲任支书，直属揭阳县委领导。以“做好抗日统战工作，在妇女干部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培养骨干，秘密吸收先进分子参加共产党”为任务。

　　第一次妇干班共招收33名学员，大多数是积极向上，决心投奔抗日救亡事业的女青年。郑玲一方面做好总队副林德三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学员中发展党员。开班一个月后，就吸收了孙琼林、姚坚等人参加共产党，并在妇干班成立了学员党支部，由孙琼林任支书。到了10月份，党支部先后吸收了刘佩劳等十几个党员。这样，妇干班的学员有60%是中共党员。由于有这批党员在秘密活动，妇干班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学员们勤学苦练，社会影响很大。当时《青年日报》的记者来妇干班采访，拍照片，郑玲写了《从封建的牢笼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等两篇文章，登于《青年日报》上。妇干班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因而借广州沦陷时，揭阳国民党政府想借口解散妇干班，但党组织指示要据理力争，党员们团结一致，以抗日救国为重，以理服人，终于使妇干班坚持下来。妇干班的实践表明了，在统一战线中，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党组织才能在抗日救亡中不断扩大，发挥作用。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妇女工作必须“从中心的城市到落后的乡村，每个偏僻的角落里都要去进行唤起妇女大众，动员与组织妇女大众到抗战中来”，因此，妇干班一结束，揭阳县委就把妇干班的党员编成若干党小组，分赴到揭阳四区15个乡村去训练女壮丁。这批女党员担当了女壮丁队长，她们一到乡村，就克服各种困难，做好上层的工作，深入群众，把抗日救亡的道理宣传到乡村，唤醒睡梦中的妇女，很快在揭阳“组织了1200个女壮丁接受训练”，女壮丁一旦认识到训练的好处，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逐步醒悟过来。

　　中共揭阳县委根据各地训练女壮丁的情况，认为在女壮丁队伍中发展党员的时机已成熟，经过考验，在女壮丁队伍中吸收一批女党员。像陈曙光在揭阳山东围训练女壮丁时，发现了黄婵莲姑嫂思想进步，决心摆脱封建家庭，对此，陈曙光教育她们，引导她们步进革命的道路，吸收了黄婵莲姑嫂参加党组织。后来黄婵莲成为县委的交通员，为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还有在云路乡吸收了江滨等5个女党员……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期女壮丁队伍共发展30多名女党员。这30多名女党员成为训练女壮丁的得力干部。正是有这些中坚分子，在潮汕训练女壮丁时，“成绩最好的首推揭阳”。因此，“揭阳女壮丁训练的工作实在值得全县去学习，揭阳妇女干部的作风，也值得全县妇女干部去学习，揭阳的妇女干部，争取到了切实内容兼有广大前途的工作。这是她们的最成功之处”。事实正是这样，第一次女壮丁到城里检阅时，这些党员队长，雄赳赳地带领着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涌向街上，时人大为赞许，真正体现了国难当头，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揭阳的妇女运动证明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党是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积极倡导者，而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势必要求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因此，成立妇女党支部是形势的要求，抗战的需要。

　　（编辑：陈悦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