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揭阳会馆。通讯员 摄

　　近代以来，揭阳地区的水灾、风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不断。其中，1941年的水灾影响颇深，榕江南北二河堤围多处溃决，受灾村落逾百，早造近乎失收，被灾者十之七，灾害受灾面之广、灾害程度之深、灾害损失之大，实为罕见，香港《大公报》称此次水灾为“六十年来水害之最惨者”。足见其严重性。

　　1941年的揭阳水灾影响颇深

　　1941年6月30日，正逢早造收割季节，突有飓风袭击揭阳。7月1日上午10点30分，风力更厉。暴雨倾盆而下，致使山洪暴发，南北河水泛滥。北河大莨江之顶溪头、赤岸附近之玉步头等河段的堤基相继决堤，沿岸周边乡村淹没于水中。随着河潦南泻，新亨、乔林、潭前一带也没入水中。傍晚时分，水位略降，而南河又发生决堤，马坵、三洲堤围又溃，河潦反向东北冲击，水势愈发猛烈，桐坑、蛟龙、德桥以南地区一片汪洋，平地水高数尺，深者及丈。7月2日午后，洪潮逐渐退泄。7月3日，洪水退十之七八，但是一些低洼受灾地区积水仍有三四尺深。历经4天的水灾之后，受灾地区房屋破损不堪，残楹折栋，漂流遍地，百姓居无定所，民生凋敝，哀鸿遍野。此次水患受损情形，据《潮州志》统计，北河自罗山以下4处决堤，南河自马坵、三洲以下共8处决堤。灾情以南河马坵段为最重，是处姑娘宫堤溃决长约二三十丈，马坵全村农田800余亩被淹三分之二，水退后湮埋沙中者约200余亩，次为三洲、东浦，农田积水，早造收获亦已绝望。而智勇乡之大良冈，决堤70余丈，毁田300余亩。凤林堤决50丈，毁田100余亩。揭阳全县早造灾前已获者十之三，被灾者十之七，损失达5000万元。揭阳周边各县丰顺、普宁、潮阳、惠来、南山等同受水灾，影响颇深。

　　灾害发生后，政府和民间积极开展灾后救援活动。县政府组织警察维持秩序并组织卫生医疗机构、善堂进行救治救援，调配物资赈济灾民，同时报请省政府拨款。在民间层面的运作上，以绅士为主的地方社会精英，积极请求海外华侨的援助，尽管正值抗战期间，邮路不通，但是他们还是努力函请新加坡揭籍侨商洪贤炎向新马一带的揭阳华侨募捐救灾款项。洪贤炎于1926年在揭阳开办“洪万兴”号批局，并在新马一带设有连号批局。洪贤炎家族在新马一带经营批局，因此具有较高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最终募得善款赈济灾民。

　　救灾加强了揭阳华侨的凝聚力

　　1941年的揭阳水灾客观上促成了新加坡揭阳会馆的成立。会馆成立前，新加坡揭阳籍宿儒郭玉龙、陈颉龙二人曾号召揭籍同乡组成同乡会，但未能成。随后，吴子刚、郑鼎新等诸位先生亦倡组同乡会，未竟。究其原因，大致是揭阳华侨群体居住涣散，缺乏凝聚力。1941年7月，为赈济揭阳水灾，在新加坡的揭阳华侨纷纷慷慨解囊，这客观上给揭阳会馆成立提供了契机，《新嘉坡华族会馆志》记载：“当时发起的动机，乃是揭阳县发生水灾，该县绅士函请新加坡侨商洪万成进行筹赈救济灾民。当因邑人住处分散，不相往来，因而无从号召邑人筹赈。于是，有识之士认为有急谋团结之举乃推动组织同乡会。”可见，爱国爱乡、抗灾救难的共同情感成为号召揭阳华侨的情感纽带，1941年的揭阳水灾也加强了新加坡揭阳侨胞的凝聚力，最终促成了揭阳同乡会的成立。此次救灾，得到了诸多揭阳籍华侨的襄助，主要的发起者有：李魁士、方静堂、姚国华、林达、郑鼎新、洪万成、集合隆、陈一中、林献瑾、纪明良、姚愈文、杨贻广、陈君敏、史振先、吴道统、杨翔实、黄自喜、沈联章、唐史青等。继后，在陪道学校的筹备会上，方静堂被推选为主席，唐史青为秘书。同年11月间，揭阳同乡会人数达300余人。

　　（编辑：陈悦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