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榕城有个榕江书院（即现在揭阳一中南校区），有关它的图文，在县志中占了很大篇幅。所以，那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榕城作为揭阳县治，什么时候开始建设书院，先后建了多少书院，却就未必众所周知。

　　笔者对于这一地方文化现象，也没有专门的研究，只是凭借文献而知，榕城的书院，应以明末的文起书院为发轫。继之而有清代康熙时期所建的龙起书院，乾隆时期所建的榕城书院、近圣书院和榕江书院。影响较大者，是榕城书院和榕江书院。

　　乾隆揭阳县志卷二《祠坛》“韩昌黎祠”条，末有文云：“后为文起书院，崇祯二年知县冯元飚建，并置蓝都山浦尾田四十九亩，租谷九十九石二斗零。每年除祭祀及完粮与守祠人灯油饭食外，余为诸生科举卷资。”这座文起书院于清朝前期被改为“冯侯祠”。乾隆县志“冯侯祠”条记载了这一变迁：“在韩祠后，即文起书院。绅士改建以祀明知县冯元飚。”文起书院的出现，可谓昙花一现，而由之改建的“冯侯祠”，至建国后也被改为公用建筑，现在是某一银行的分支机构。

　　康熙初年所建的书院，还有雷神庙后的“龙起书院”。它是康熙初年揭阳知县，后升迁为水部主事的绍兴人胡鹤翥捐建，所以书院兼祀胡公神位。至乾隆后期，儒风萎靡，书院遂被改为“禅院”以供佛，旁祀知县胡鹤翥不变。如同文起书院，这一书院在揭阳也是稍纵即逝，很快消亡。

　　榕城的又一书院，史失其名。它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阖邑士民建为知县孙公瑜生祠，（孙）辞不受，以揭为朱子经游地，又与其祖烛湖先生为友，令并祀”的产物。就是说，它是孙公瑜把揭阳士民为其所建的“孙侯祠”改建，书院作为教学场所，同时兼祀朱文公与孙烛湖两位先贤。同时，孙公瑜还“捐置渔湖白宫、枋桥田一十八亩，租谷四十三石四斗五升为馆师修脯”。至乾隆末年编修县志时，这处书院已“归榕城（书院）掌教、收管。”当时，绅士又合置田地以供养。显而易见，这座未名书院后来成为榕城书院的一部分。县志于卷二《学校》一目中为其置“书院”一名，标明“在韩祠右”，即今韩祠路新生电影院老址对面。

　　康乾年间创建于上述书院左近的榕城书院，是榕江书院问世之前榕城最大的书院。县志《学校》一目中专为记载其“官荒田地租”数额，自乾隆十五年（1750）知县顾彝开始拨置，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知县刘业勤拨置，先后有多任知县拨入地产19宗，约1000亩并有相当数额的其他地租、铺租，其规模相当庞大。此外，还附设有武书院，揭阳乾隆之后的不少武举人、武进人，都是该院培养。在县志中，记录了知县刘业勤两次向武书院拨入“膏火”的数额。基本上都是衙前铺屋的铺租，每次都只有一十千文左右的数额，数额不算很大，也反映当时习武的学生不是很多。

　　在揭阳学宫的文昌阁后，还有乾隆十六年（1751）知县顾彝倡建的近圣书院。玉浦进士黄世杰、在城进士许登庸等地方知名人士都曾掌教于此。然而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因为学宫部分建筑年久失修而倒塌，存在20余年的近圣书院（今训导署）被“暂借为住宅”，从此“一去不复返”，以至后人根据光绪县志舆图所示而把它认定为“训导署”。

　　至于榕江书院，则是乾隆八年（1743）揭阳知县张薰买贡生许之翰的别墅地六亩九分及房屋18间为基础创建，并逐步扩大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榕江书院的前身和基础。在创建、扩建过程中，知县张薰、顾彝、王壂、刘业勤，诸生许之翰等均有捐助，为揭阳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只是由于兵荒马乱，一时为粤东学校翘楚的榕江书院，竟然没有培养出几名有影响的科举人才，倒是进入民国，教育“转型”之后，才成了人才辈出的渊薮。

　　榕江书院建成于乾隆后期，有“八景”之美，刘业勤等揭阳内外人士也分别即景赋诗，使之文采风流，蔚为大观，为揭阳的书院历史，画上完美的句号。

　　可惜榕城所有的书院，已经全部“随风而去”，能够留存的，只是零星的文献以及美丽的传说。

　　（编辑：袁耿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