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系列报道（304）

刘业勤办公地位置图。阿 龙 制图

刘业勤任上主持重修的古榕武庙，今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 龙 摄

揭阳古城遗址公园里的县衙。当年刘业勤于此办公。阿 龙 摄

刘业勤在任上主持重建的雷神庙。阿 龙 摄

揭阳学宫鸟瞰。刘业勤任上捐俸修缮了明伦堂。郑楚藩 摄

广西贵港桂平市江口镇莲塘村刘业勤故居遗址照片，保留有清代客家民居建筑格局。网 图

清乾隆《揭阳县志》上的刘业勤作序落款和钤印。

清光绪《揭阳县续志》“刘业勤传”。阿 龙 截图

　　刘业勤是清乾隆年间揭阳知县，他两次走进揭阳的县衙，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清廉爱民、兴文修志的千年佳话，被揭阳百姓誉为“包孝肃再世”（包拯再世）。

　　千里赴任：从桂平江口到揭阳榕城

　　刘业勤，号紫峰，生卒年不详，广西桂平莲塘村（今属贵港桂平市江口镇）人。作为清乾隆年间的拔贡生，他并非通过常规科举进士入仕，却凭借扎实的学识与干练的行事风格，先后出任广东番禺、龙川、揭阳知县，之后历任广西钦州知州、湖南宝庆分府、浙江宁波府通判，还曾代理温州、台州知府，最终官至浙江督粮道。在他漫长的仕宦生涯中，揭阳是他停留最久、投入最深、也最被后世铭记的地方。

　　据《揭阳县志》载，刘业勤第一次出任揭阳知县的时间是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也有学者依据他所撰写的《重建天后宫碑记》考证，实际到任时间应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彼时的揭阳，经过康乾盛世的长期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迅速，商贸日益繁荣，但同时也面临着水利失修、粮价不稳、地方文献散佚等诸多治理难题。刘业勤到任之后，没有先忙于接风应酬，而是带着师爷从县衙出发，沿着榕江南北两岸的村落一路走访，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把县内主要的都图、水道、圩市都走了一遍。

　　后世流传下来的资料里，没有留下太多他初到揭阳时的个人感慨，但从他后来主持修撰的《揭阳县志》里，我们能清晰看到他对这片土地的熟悉与深情——大到榕江干流的走向、各都的村落分布，小到风门古径的石级、黄岐山的亭台，他都在志书中一 一标注，足见这位外乡知县，从踏入揭阳的第一天起，就把自己真正当成了这片土地的治理者。

　　典衣路费：一段流传200多年的清廉佳话

　　在揭阳民间，关于刘业勤最广为人知的故事，莫过于“典衣作路费”的故事。

　　乾隆三十五年（1770），刘业勤的父亲在老家去世，按照清代礼制，他必须辞官丁忧，扶柩守孝3年。可当他整理行装准备启程时，却发现自己囊中羞涩，连从揭阳返回广西桂平的路费都凑不出来。在任3年，他日常俸禄大多用来周济贫苦百姓、补贴书院开支，自己的生活却始终简朴清贫，行囊里最值钱的东西，只有几件官服和一件常穿的袍褂。

　　无奈之下，他只好让师爷把这件袍褂拿到县城草街的当铺里典当换银。师爷接连跑了好几家当铺，掌柜们认出这是刘知县的衣物，却迟迟不敢收下——原来刘业勤在任期间执法严明，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哄抬物价的不法商人，不少人对他心存忌惮，甚至暗中抱怨，谁也不愿接手这件“烫手”的袍褂。

　　就在师爷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陈五爷的商人听说了这件事，主动找到师爷，拿出二百两纹银收下了这件袍褂，还带着银两亲自来到县衙为刘业勤饯行。陈五爷对刘业勤说：“我在揭阳经商多年，见过不少来来去去的官员，却从未见过像您这样，当了3年知县，回家的路费都要靠典当衣物来筹措。您是真正把百姓放在心上的好官，这钱不是买您的袍褂，是揭阳百姓感念您3年清苦为政的一点心意。”

　　接过银两的那一刻，刘业勤忍不住热泪盈眶，他对着陈五爷深深作揖，感叹道：“揭阳有义人也！”这段故事没有被刻意写进官方的正史传记里，却在揭阳的街巷里口耳相传，从清代一直讲到今天，成了这座水城关于“清廉”和“情义”最生动的注脚。

　　二任揭阳：洪灾里的民生守护

　　丁忧守孝3年之后，乾隆四十年（1775），刘业勤再次被朝廷任命为揭阳知县。当他乘船沿榕江再次驶入揭阳地界时，迎接他的不是平静的田园，而是一场严重的天灾。

　　这一年六月，揭阳连降暴雨，榕江水位暴涨，两岸堤防多处冲毁，县城周边数十个乡村被洪水淹没，农田大面积歉收，数十万百姓陷入粮食短缺的困境。更让刘业勤痛心的是，县内不少当铺趁灾打劫，暗中联合起来提高利息，百姓为了换一口救命粮，不得不把家中仅有的衣物、农具拿去典当，到头来反而被高额利息盘剥得倾家荡产。

　　刘业勤到任后第一时间发出政令：“凡有在各当铺典当者，只需付还原当本金，免去全部利息，限期三天，一律把所当之物赎回，过期不再受理。”这道政令一出，全县震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典当行业是地方重要的商贸力量，不少当铺背后都有地方乡绅的背景，贸然取消全部利息，很容易引发强烈的反弹。

　　此时，刘业勤想到了当年在他最窘迫的时候伸出援手的陈五爷。陈五爷的当铺向来坚守本分，灾荒期间也没有跟着提高利息，是当地守法良商的代表。为了既落实免息赎当的政令，又保护陈五爷这样的守法商人，刘业勤提前一天派人来到陈五爷的店里，暂时把店铺封停。等到3天的统一赎当期结束之后，第四天才派人通知陈五爷重新开门营业。这样一来，陈五爷的店铺完全没有参与到这次免息赎当的执行当中，自然也不会受到损失。

　　这个充满智慧的安排，既严厉打击了趁灾牟利的奸商，又明察秋毫保护了善良守法的百姓与商人，在揭阳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严而不苛、知恩图报”的治政佳话。

　　而在救灾现场，刘业勤的身影更是始终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乾隆己丑年（1769）第一次主政揭阳时，他就曾在洪灾之后亲自奔赴各个受灾最重的村落，在灾区一线设立施粥棚，安置流离失所的灾民。他带头捐出自己的全部俸禄，发动当地官员和乡绅富户募捐筹款，全力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在他的统筹下，当年的饥荒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流民灾难，无数百姓靠着官府施赠的稀粥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灾后又在他的组织下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乾隆四十年这次更大的洪灾面前，刘业勤更是驾轻就熟，他一边组织人员抢修冲毁的堤防，一边增筑了数百丈新的防洪堤坝，从根源上加固榕江两岸的防洪能力。正是这些新修的堤防，在此后数年里多次挡住了榕江的汛期洪水，让揭阳百姓避免了大灾之后接踵而至的大饥荒。

　　文教千秋：一部县志留住千年记忆

　　在揭阳历史文化的传承脉络里，刘业勤留下的最厚重的遗产，是他主持修撰的一部《揭阳县志》。

　　在刘业勤到任之前，揭阳虽然已有数次修志的传统，但由于年代久远、战乱频仍，旧的志书大多散佚不全，很多关于揭阳地理、人文、历史的珍贵记载濒临失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救灾安民的工作基本步入正轨之后，刘业勤应全县乡绅的联名恳请，正式决定主持重修揭阳县志。

　　为了修好这部志书，他专门从广州请来番禺进士凌鱼，又邀请了揭阳本地的知名文人陈仰斋等人组成编修团队。从一开始，刘业勤就亲自为志书拟定了编纂凡例，明确提出“宁质勿虚，宁严勿滥”的修志原则，反对浮夸失实的记载，拒绝把没有经过考证的传闻随意写入志中。

　　整个修志过程历时10个多月，刘业勤几乎每天处理完县衙公务之后，都会来到修志的书局，和编修团队的文人一起核对史料、辨析史实。每写完一卷初稿，他都要亲自反复审阅修改，遇到拿不准的地方，就骑着马跑到当地的乡老家中走访求证，前后修改了三四次，才最终定稿。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五月，这部共8卷的《揭阳县志》全部纂修完成，刘业勤亲自为志书撰写了序言。

　　这部志书的价值，直到今天依然无法替代：它详细记载了揭阳的疆域变迁、户口田亩、兵防邮政、学校风土，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揭阳八景”的完整名录，清晰记录下“揭最多榕，故名为榕城”的城市得名由来，还把风门古径、榕江书院等名胜古迹的详细方位与历史沿革一一考证标注。卷六“杂记”部分，更是收录了从唐、宋、明到清初在揭阳民间流传的11则民间故事，把许多原本只靠口耳相传的本土文化记忆，永久定格在了纸页之上。志书中还附上了县总图、县署图、学宫图、书院图等多幅珍贵插图，为后世还原清代乾隆年间揭阳古城的城市格局，留下了最直观的一手史料。

　　除了修志之外，刘业勤还大力推动地方文教事业发展。他主持扩建了榕江书院，增设文武两个学部，聘请周边府县的知名学者前来授课，让这座原本普通的地方书院一跃成为整个粤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学府之一。他还捐出自己的俸禄，修缮了县学宫的明伦堂，添置了大量经书典籍，让更多贫寒家庭的子弟有机会进入学堂读书。

　　遗迹寻踪：清风留在古城街巷里

　　今天我们行走在揭阳古城的街巷之间，依然能处处找到刘业勤留下的印记。

　　在揭阳城隍庙西侧的雷神庙里，至今还保留着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由刘业勤主持重建时镌刻的《重建雷神庙碑记》，石碑上的文字历经两百多年的风雨，依然清晰可辨，默默记录着这位知县当年为地方祈福、守护百姓安宁的心愿。在北门外的古榕武庙，刘业勤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主持重修的殿宇结构至今保存完好，这座后来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明代庙宇，能有今天这般完整的面貌，离不开他当年的悉心维护。

　　揭阳老城内的12座石板桥梁，在他的主持下全部得到修缮加固，他还在榕江的主要渡口添置了新的渡船，免去了贫苦百姓过渡的费用。当年他带头捐俸修建的那些防洪堤坝，很多河段经过后世历代的加固，至今依然在守护着榕江两岸的村落与农田。

　　刘业勤在揭阳前后任职长达14年，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才离开揭阳，赴浙江任职。他离开揭阳的时候，行囊里没有金银财宝，只有几箱书籍、几件换洗衣物，还有那部刚刚校订完成的《揭阳县志》样稿。当地百姓自发来到南河边为他送行，从县衙到南门渡口的几里路上，站满了前来相送的民众，很多人手里拿着自家做的粿品、晒干的特产，想要塞到这位清官的行囊里，却全都被他婉言谢绝。

　　在清代的方志记载里，评价一位地方官的常用语往往是“爱民如子”“清正廉明”，但刘业勤留给揭阳的，远不止这些抽象的赞美。他用14年的时间，把自己变成了揭阳山水的记录者、百姓生命的守护者、地方文脉的传承者。正如后来直隶总督郑大进在《榕江书院记》里写下的那句评价：“侯之有造于揭岂浅？鲜也哉！”——刘业勤对于揭阳的贡献，从来都不是表面的政绩，而是深入到这座城市血脉里的长久滋养。

　　今天我们沿着水城绿廊走过，脚下的青石板路、身旁的千年古榕、远处的黄岐夕翠、双峰晚钟，这些我们早已熟悉的揭阳风景，背后都藏着这位清代廉洁知县的心血。当我们翻开那部泛黄的乾隆版《揭阳县志》，看见他亲笔写下的序言，看见他标注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村落，才会真正明白：所谓清官的“不朽”，从来都不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而是他把自己的心血，变成了这片土地永远不会消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