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 信 扫 一 扫
榕江文脉万古长
——凌鱼(清)《榕江书院八景》之《曙院书声》赏析
发布时间: 2026-09-28 来源: 揭阳日报 作者: 郑沛佳


榕江书院于清光绪年间改为榕江学堂,民国后演变为揭阳一中,而今成为揭阳市榕江众智实验学校。   郑楚藩 摄


  曙院书声


  凌 鱼


  江城晓角曙光徐,


  多士吟声切太虚。


  挟策自应承蚤暮,


  读书难值好居诸。


  琅琅肄雅随昕鼓,


  了了谭经似石渠。


  我亦晨兴怀董子,


  几时文史足三馀。


  ——选自乾隆《揭阳县志》卷八


  凌鱼,字沧洲,一字西波,广东番禺人。清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历官湖南桂阳、昭陵、醴陵诸县知县。有《书耘斋前后集》。


  “八景”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独特的书写传统。自北宋画家宋迪开创“潇湘八景”以降,文人士大夫热衷于为一方山水遴选八个景观,以诗文书画题咏之,使之成为地方文化的符号载体。然而“八景”之选往往偏于视觉——远岫、夕照、烟雨、归帆,皆是目之所及的风物。清代乾隆年间,揭阳知县刘业勤为榕江书院定下八景,绘成《八景图》,邀凌鱼与邑中进士陈子承等人各各题咏。凌鱼所赋《榕江书院八景》中,有一首题为《曙院书声》,写的却是一种听觉经验。在八景序列里,它不写楼阁之壮丽,不写池荷之清芬,而是以黎明的书院为背景,将琅琅诵读之声推到读者面前。这一选择本身便暗含着一个文化判断:一座书院的魂魄,不在亭台楼榭,而在书声不绝。


  诗的开头颇具画面感:“江城晓角曙光徐,多士吟声切太虚。”榕城临江而筑,拂晓时分,城头号角声还未散尽,天边曙光正一寸一寸铺展开来。就在这昼夜交替的临界时刻,“多士”的吟诵声已经升起,直薄云霄。“切太虚”三字下得极重。“太虚”本道家语汇,指浩渺无垠的虚空。凌鱼用“切”字连接声音与虚空,令人想到杜甫“笔落惊风雨”的那种力道——读书声不再仅仅是书斋里的私语,而是一种足以穿透天宇的力量。清晨的书声,在这一刻获得了与江山同构的体量。


  颔联转入对读书生活的沉思:“挟策自应承蚤暮,读书难值好居诸。”“挟策”典出《庄子·骈拇》,本指手持简策、埋头苦读之态。“蚤暮”即早晚,谓终日勤勉本是读书人分内之事。然而下一句翻出一层感慨:“好居诸”出自《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代指时光流转。凌鱼在这里说出了一句实话——读书最难的,不是才具之高下,而是能否把握住匆匆流逝的好时光。这既是对学子们的提醒,也未尝不是一个宦游之人对自身读书岁月的回望。


  颈联进一步展开晨读图景:“琅琅肄雅随昕鼓,了了谭经似石渠。”“昕鼓”是报晓的更鼓,书院中清晨击鼓集众、开始课读,是清代书院的常制。诗人用“琅琅”摹其声,用“了了”状其明辨,两个叠词将声音的质感与思维的清晰度同时呈现。“石渠”是汉代皇家藏书之所——石渠阁,汉代大儒曾在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将书院学子的讲经比作石渠论道,既是对其学术水准的期许,也是一种修辞上的巧妙升格:一邑书院,竟有石渠气象。


  尾联收于诗人自身:“我亦晨兴怀董子,几时文史足三馀。”这里的“董子”注家通常引董仲舒,但“三馀”典故实出三国魏董遇。董遇教人读书,学者苦于没有时间,董遇回答:当以“三馀”——“冬者岁之馀,夜者日之馀,阴雨者时之馀”。凌鱼用这个典故,将清晨的书声与“三馀”勤读的传统接通。值得注意的是,凌鱼并非以旁观者姿态来“观赏”书院八景。他自己就是一个终身读书的人。据方志记载,他中进士后历任湖南桂阳、昭陵、醴陵诸县知县,“廉介明敏,案无留牍”,后来辞官归养母亲,“以读书敦行教其乡人”。辞官之后以读书教化乡人——这正是书院精神在个人生命中的延续。所以他说“我亦晨兴怀董子”,不是客套谦辞,而是一个读书人面对另一群读书人时发自内心的精神共鸣。


  理解这首诗,还需要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维度:凌鱼与榕江书院的关系,远远超出了一个“应邀题诗”的过客。凌鱼是番禺人,广东籍进士,与揭阳本无乡梓之谊,但他与揭阳的因缘极深。乾隆四十四年(1779),揭阳知县刘业勤主持重修《揭阳县志》,特聘凌鱼担任纂修。这部县志八卷,涵盖疆域、户口、学校、科名、人物、艺文等门类,其中卷首即收录了《榕江书院总图》与《榕江书院八景图》。也就是说,凌鱼为“八景”题诗,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文学活动,而是他深度参与揭阳地方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既是榕江书院八景的题咏者,又是将这些景观载入史册的编纂者。景观因诗文而不朽,诗文因方志而传世——凌鱼在这两个环节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这就使《曙院书声》一诗获得了一层更深的意涵:凌鱼所书写的,不仅是他眼前看到的书院晨读,也是他正在参与建构的一段地方文脉。榕江书院创建于乾隆八年(1743),由知县张熏购买贡生许之翰的别墅改建而成,到凌鱼题诗时,书院建院不过三十余年。三十余年在文教传统中还很年轻。然而揭阳的文脉并不始于榕江书院。早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揭阳学宫即已创建,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学宫之一;自宋至清,揭阳中进士数十人,中举人近三百人。南宋诗人徐璋曾以“揭阳多士天下都,声名藉藉南海隅”之句赞誉揭阳文风之盛。榕江书院是这条悠远文脉在清代的新节点,而凌鱼的诗和志,则是在为这个新节点赋予历史的纵深。


  榕江书院于光绪三十年(1904)改为榕江学堂,民国后演变为揭阳一中,而今成为揭阳市榕江众智实验学校。榕江书院的亭台景致几经更迭,旧时八景早已隐匿时光,不复当年形貌,但刻在揭阳古城骨子里的崇文基因、治学精神,却跟书声一样从未褪色、从未断绝。


  从古时榕江书院的晨诵暮吟,到今日百年学府的弦歌永续;从历代先贤的耕读传家,到当代邑人的崇文尚学,一脉书香跨越千年、生生不息。凌鱼笔下的破晓书声,早已化作揭阳的文化根脉,浸润古城山河,滋养世代斯人,让这座千年古城,始终书香馥郁、文脉恒昌。


  (编辑: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