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强在现代戏《百姓之子》中饰演陈阿木。　　通讯员 摄　

　　从大型古装潮剧《平贵登基》中的石平贵，到红色现代戏《百姓之子》中的陈阿木，汕头市潮剧团二级演员李勇强，以扎实的表演功力和对人物内心的精准把握，在角色跨越中不断突破自我，塑造了深入人心的舞台形象，成为潮剧界备受瞩目的中生代演员。

　　古装大戏中的“一代雄主”

　　《平贵登基》是潮汕地区各大剧团常演不衰的经典剧目。男主角石平贵原是唐朝将领，随军出征西凉，却遭奸臣设计陷害，兵败被俘。命运的转折在于他得到了西凉玳瓒公主的赏识与帮助，最终得以重返长安，登上金銮殿，实现远大的抱负。

　　石平贵从落魄先锋到一国之君的蜕变历程，经历了从将领到俘虏、从寄人篱下到登上王座的完整弧线，每一阶段的身份、心境、气质都有显著差异。角色的表演难度在于其“起承转合”的跨度极大。李勇强凭借对这一角色的深刻理解，通过唱腔、身段、表情的层层递进，呈现出人物命运转折的内在逻辑，最终将石平贵塑造成为其从艺生涯中具有较高识别度的代表角色，该剧在海内外累计演出逾百场，广受好评。

　　在声腔处理上，李勇强把握了人物不同阶段的情感基调。前期石平贵身处逆境，唱腔中融入老生的苍凉与悲壮，“朝起望断南飞雁，暮时思念王宝钏”等唱段被处理得低沉婉转，如泣如诉；后期登基称帝后，声腔转为高亢明亮，小生的清脆音色与帝王的威严气势相得益彰。这种“以声塑形”的处理手法，使观众仅凭听觉就能感知人物的身份转换。

　　在身段工架上，李勇强注重“分寸感”的拿捏。在西凉寄迹阶段的石平贵，他以内敛含蓄的肢体语言表现人物的隐忍与坚守；登基后的石平贵，则以舒展大方的动作展现帝王气象。尤其在“大登殿”一场，李勇强身着龙袍、端坐金殿，眼神中既有睥睨天下的威严，又饱含对往昔岁月的感慨，将“恩报恩来冤报冤”的权力清算与“但愿从此兵戈息，天下百姓永安康”的和平愿景层层托出，层次分明，引人共鸣。

　　饰演《平贵登基》中的石平贵并非孤例，李勇强同样在大型古装潮剧《刘秀复国》中饰演主角刘秀，该剧作为剧团的主打剧目，在潮汕地区及海内外累计演出近百场，广受好评。

　　红色现代戏中的“平民英雄”

　　如果说《平贵登基》中的石平贵展现了李勇强在传统戏中驾驭帝王角色的深厚功底，那么红色现代戏《百姓之子》中的陈阿木，则让他实现了从古代“帝王将相”到现代“平民英雄”的表演跨越。

　　《百姓之子》是以营救彭湃烈士遗孤彭士禄为主线创作的作品。剧中，李勇强饰演的陈阿木，是救孤队伍中的核心人物—— 一位朴实的潮汕农民、潘舜贞的丈夫。陈阿木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行当的典型范畴。他不穿高靴，不着锦袍，身份之“低”、形象之“素”，与《平贵登基》中石平贵的帝王形象形成巨大反差。然而正是这种“反差”，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演员的可塑性，也看到了现代戏塑造“非典型人物”时对传统行当的突破与再造。

　　陈阿木是那个时代千万劳苦大众中的一员，木讷寡言、吃苦耐劳，对土地有感情，对妻儿有责任，对权贵有畏惧，但对道义有坚守。当营救彭士禄的重任落到他肩上时，他不是没有犹豫——敌人凶残，稍有不慎便是家破人亡。但正是这个“犹豫”，让后来的“挺身而出”更具说服力：他不是天生的英雄，而是在道义与恐惧的挣扎中选择了前者。

　　陈阿木最具张力的戏份集中在“受刑”一场。他被敌人抓捕后遭受严刑拷打，却始终不肯吐露彭士禄的下落。李勇强在这一段的处理没有简单停留在“英勇不屈”的标签上，而是设计了“脆弱-克制-爆发”的完整情感弧线：受刑后瘫倒在地、眼神涣散（生理反应）；听到妻子呼唤的幻觉，眼神逐渐凝聚（心理力量）；挣扎站起、昂首挺胸（精神升华）。令人动容的是，他在这场戏中的“站起”运用了武生“乌龙绞柱”的变体——身体旋转180度后借力站起，既有视觉冲击力，又符合潮剧的审美体系。

　　《百姓之子》公演后，获得专家和观众的肯定。这既是一位演员对角色投入的真情流露，也是红色题材“人性化”书写在舞台上的成功实践。

　　从古装戏的石平贵、刘秀到现代戏的陈阿木，李勇强不断在传统与现代、小生与老生、文戏与武戏之间拓展自己的艺术边界，展现了“一人多面”的表演能力。 这种驾驭力，源于他对人物内心不懈的钻探，也源于他对潮剧表演艺术深刻的理解与热爱。这位从揭西走出来的潮剧小生，将在未来的舞台上塑造更多具有深度和光彩的角色，为潮剧这一“南国鲜花”增添更加迷人的光彩。

　　（编辑：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