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系列报道（273）
丘及（1910～1984）。
丘及（1910～1984），也作“邱及”，号南离子，揭阳人，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侨务活动家、诗人、书画家，其艺术成就与爱国情怀具有深远影响。他曾在揭阳一中和揭阳女中任教，秘密从事左联工作并负责左联地区刊物《刁斗》的编辑出版。1934年至1935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后赴暹罗（泰国）及印度支那等国工作，宣传和发动华侨援助祖国的抗日救亡活动，是泰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20世纪30年代，丘及与共产党员魏特结婚，曾于西马路魏氏书楼居住一段时间。
春潮涌动，绿满水城。2026年春节刚过，“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采访组来到榕城区进贤门街道北市社区魏氏书楼丘及曾居住过的地方，寻访革命前辈跌宕起伏、不懈奋斗的人生传奇，感受他忠于信仰、奉献祖国的深厚情怀。
丘及居住地位置图。阿 龙 制图
西马路107号魏氏书楼。阿 龙 摄
揭东区玉湖镇玉牌小坑村丘及故居。钟良明 摄
丘及作品《藤鸟游鱼》。
丘及作品《秋庭天趣》。
丘及作品《柳阴小憩》。
丘及在第三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发言。资料图片
饱尝生活艰辛，投身国民革命
揭阳古城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爱国情怀代代相传。这片土地孕育了无数仁人志士，丘及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据揭阳日报社编委、高级记者蔡逸龙《揭阳百家姓》中的《侨务工作者丘及》载：丘及（1910～1984），原名英杰，字仲推，号南离子，揭阳县小坑村（今属揭东区玉湖镇玉牌行政村）人。其家从祖父起就侨居暹罗（今泰国），母亲是暹罗人。丘及于暹罗出生，从小回到故乡，由其嫡母抚养。
丘及的一生，横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历经革命、抗战、建设的不同时期，既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个人奋斗史，更是一部浓缩的爱国侨胞救国图存、奉献祖国的壮丽篇章。他兼具革命者的刚毅、侨务工作者的热忱、艺术家的才情，用信仰照亮前路，用笔墨抒发情怀，用行动诠释忠诚，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揭阳文化注入了深厚的精神内涵。
丘及幼年家贫，5岁起便跟随养母上山放牛，体会到生活的沉重，也养成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品格。直到12岁，他才得以踏入乡塾读书，这份迟来的求学机会，让他倍加珍惜，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从诗书典籍中开阔眼界，也在心中埋下了追求公平、向往光明的种子。
1925年，正值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15岁的丘及满怀热血，毅然投身革命洪流，积极参与革命宣传活动，奔走于揭阳各地，向群众传递革命思想，呼吁民众觉醒，用青春热血点燃救国的希望。
1926年，丘及考入揭阳第一中学，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起点。在揭阳一中的校园里，他不仅系统学习了文化知识，更接触到了先进的革命理念，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同年9月，16岁的丘及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人生轨迹与中国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无论历经多少艰难险阻，始终坚守信仰，初心不改。
1930年，丘及赴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艺术教育系。他一边潜心钻研绘画艺术，师从诸闻韵、吴东迈、谢公展、王个簃等名师，深得海派艺术真传；一边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主动参与各种革命宣传活动，组织同学支援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上海的求学时光，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提升了他的艺术素养，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为他日后的革命工作和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主编“左联”刊物，秘密践行信仰
1932年底，丘及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怀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革命事业的赤诚，回到揭阳。他先后在揭阳一中和揭阳女中担任图音教员，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工作，负责左联地区刊物《刁斗》的编辑出版。彼时的揭阳，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力量进行残酷镇压，革命工作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丘及无所畏惧，他利用课堂教学的机会，向学生传递进步思想，培养革命后备力量；利用编辑刊物的平台，发表进步文章，抨击黑暗现实，宣传革命真理，呼吁民众奋起反抗。
据史料记载，《刁斗》刊物作为左联在揭阳地区的重要宣传阵地，虽发行量不大，却影响深远。丘及主编的《刁斗》聚焦时代风云，反映民众苦难，传递抗日救亡的呼声，成为当时揭阳进步青年获取革命思想、凝聚革命力量的重要载体。丘及凭着坚定的信仰和过人的智慧，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秘密开展刊物的组稿、编辑、印刷和发行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小心翼翼，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他常常深夜伏案，撰写文章、编辑稿件，不顾个人安危，只为让革命的火种在揭阳大地上悄然传递。
1934年至1935年，由于叛徒出卖，丘及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他坚贞不屈，坚守共产党员的信仰和气节，没有泄露任何革命机密，没有动摇任何革命信念。在狱中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丘及没有沉沦，没有放弃，反而利用这段时间学习世界语——这门他后来用一生去推广、用以为抗日救亡和国际交流服务的语言。这段狱中经历，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让他更加坚定革命到底的决心，也让他与世界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远赴南洋异域，凝聚侨心报国
1936年，丘及经保释出狱。此时的中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步步紧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持续镇压，国内革命形势严峻，丘及无法继续在揭阳开展革命工作。为保存革命火种，也为响应党的号召，发动海外华侨支援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丘及告别家乡，远赴暹罗（今泰国）及印度支那等国，开启了他在海外的革命征程。
抵达暹罗后，他迅速融入当地侨胞群体，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暹罗孔敬府华侨学校校长、曼谷中华中学教员，利用教育阵地传播中华文化和革命思想，培养侨胞子女的爱国情怀。
在暹罗期间，丘及身兼数职，承担着繁重的革命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共旅暹（泰）工委常委、《真话报》社长和泰国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在抗战胜利后还担任党的公开代表。他以《真话报》为核心阵地，大力宣传祖国的抗日救亡形势，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呼吁海外侨胞团结起来，支援祖国抗战。他走遍暹罗各地，深入侨胞聚居区，发表演讲、组织集会，发动侨胞抵制日货、捐款捐物，将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凝聚成支援祖国抗战的强大力量。
在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同时，丘及始终没有忘记推广世界语。1931年，他在上海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并亲自访问了胡愈之先生，深受影响，从此与世界语结下不解之缘。在国民党的牢房里，他坚持学习世界语；抵达暹罗后，他为自己取世界语名Orverda（意为“金绿”），将世界语作为抗日斗争的宣传武器，与当地世界语者共同创立了暹罗（今泰国）世界语协会，并在《中国日报》开辟了《希望者》（Esperanto）副刊，用世界语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报道各国世界语活动的消息，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勇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中国人民又陷入了战争的灾祸之中。为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丘及联合中泰两国的世界语者，出版世界语报《东方报导》，向全世界人民揭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和罪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46年5月，丘及与泰国著名作家古腊共同倡议并成立中泰文化协会，促进了中泰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了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奉调回国履职，深耕侨务教育
1949年3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成立的曙光即将到来。为支援祖国的建设事业，响应党中央号召，丘及毅然放弃海外的工作，奉调回国，为祖国的侨务事业和教育事业继续忘我奉献。
因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和侨务工作经验，丘及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华侨组组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亚洲组组长、欧非近东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及国外司司长、经济司司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初期，侨务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丘及迎难而上，深入各地侨乡，走访归侨侨眷，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积极联络海外侨胞，向他们宣传新中国的政策和发展形势，吸引海外侨胞回国投资兴业、参与祖国建设。他用真心、真情、真意打动侨胞，凝聚侨心、汇聚侨力，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争取了广泛的侨胞支持。
1965年起，丘及开始主持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北京第三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学院等多所外语院校的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校长、北京第三外国语学院院长、北京语言学院副院长等职。他秉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结合多年的海外工作经验和对世界语的深厚感情，积极推广世界语教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外语人才和世界语人才，为中国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文革”期间，丘及受到迫害，但他始终坚守信仰，坚贞不屈，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1973年，丘及恢复工作，担任中共北京语言学院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党委常委、副院长、顾问等职。恢复工作后，他不顾身体的伤痛，立刻投入到工作中，积极整顿学院秩序，恢复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推动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为北京语言学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深耕侨务和教育事业的同时，丘及始终没有放弃对世界语的推广和研究。新中国建立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于1951年3月成立，丘及当选为中国世协的常务理事，积极参与协会的各项工作，用世界语传递真理、宣传正义、促进交流，为在中国推动世界语运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努力。在二十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丘及曾前后三次以汉语、英语和泰语为对照语言，编撰世界语多语词典，留下了词典手稿30余卷，展现出了非凡的学术毅力和国际视野。他不仅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和杰出的侨务工作者，更是一位卓越的世界语者，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中国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重要的桥梁。
1984年8月29日，丘及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海派风骨犹在，艺韵滋养水城
据资料记载，丘及作为岭东画派奠基者孙裴谷的得意弟子，兼具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广博的人生阅历，擅长国画，尤以花鸟虫鱼见长，同时精通诗词、书法、篆刻，是一位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全能型艺术家。他的艺术风格接近海派，笔墨朴厚秀润，构图简洁明快，色彩清雅脱俗，常采用诗画结合的手法，寓意深远，独具特色，在近现代中国画坛占有重要的地位。
孙裴谷作为岭东画派的奠基者，融合海派与岭南画派技法，形成“淡中见厚，艳中求古”的独特风格。他在汕头创办谷园画室及艺涛画社，刊行《岭东名画集》，推动地方艺术发展。丘及师从孙裴谷先生，深受其艺术熏陶，同时在上海求学期间，深得海派艺术真传，结合自己的人生阅历和艺术感悟，形成了自己清新高雅、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丘及一生喜画菊、擅画菊，他的画菊佳作，或水墨淋漓，或五彩缤纷，偶见插上三、五篱笆，或加上枝头小鸟，更是神情毕现，呼之欲出。海派名家吴东迈曾为其画菊佳作题字：“英杰（丘及原名）仁弟画菊秀润可餐，沧然有古致。”另一位海派名师诸闻韵也题诗赞曰：“任他雨打与风吹，骨性依然在。”这两句评价，不仅精准概括了丘及画菊的艺术特色，更道出了他如菊花般坚韧不屈、傲霜斗雪的高尚品格。
除了画菊，丘及还特别喜欢画紫藤。他的紫藤画作，以草篆入画，采用中锋笔法，用笔如坠石枯藤，笔道的轻重、徐疾、起伏、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深得吴昌硕先生神韵。诸闻韵先生观其紫藤佳作后，欣然题字：“紫云浮玉拂天风，英杰作画落笔成趣，读竞题识。”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丘及紫藤画作的灵动与韵味，展现了他深厚的笔墨功底和艺术造诣。
丘及的国画创作，始终坚持“诗画结合”的传统，每一幅画作几乎都配有自题诗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和谐交融，给人以沁人心脾的美感享受，也深化了画作的思想内涵。他的诗词，或抒发爱国情怀，或感慨人生沧桑，或寄托美好期盼，或抨击黑暗现实，语言凝练，意境深远，兼具豪放与婉约之风，展现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作于1979年4月17日的《江上一翡翠》，是丘及的代表作之一。这幅画描绘了江河一角的景象：右上角芦花数枝，顶风摇曳；左下角突兀的巨石，坚硬挺拔；石上一只翠鸟，口叼小鱼，傲然而立，引颈观望。翠鸟敷色明丽，形象生动突出；芦苇挥洒自如，不拘绳墨，气势奔放纵横，枝叶纯用中锋写成，随风向右倾斜，暗示着狂风的吹刮；巨石用枯笔勾出，淡墨横皴，笔力雄强，苍润古朴，尽显不畏狂风的雄姿。画作左上侧，丘及自题诗云：“江上一翡翠，淫残无与类。鱼儿酷受戕，泽国濒虚废。孑孓肆横行，虐蚊纵孽祟。一枪除害禽，水陆同欣慰。”
这首诗看似描写江面上的翡翠鸟残害鱼儿、破坏泽国的景象，实则另有深意。丘及以诗为喻，抨击“四人帮”的残暴行径，歌颂国家拨乱反正的伟大胜利，寄托了对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期盼。诗画相融，寓意深远，充分展现了丘及以艺术为武器，抨击黑暗、歌颂光明的革命情怀。
丘及的艺术作品，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他用笔墨寄情，用诗画言志，将个人的情感、信仰与家国情怀融入每一幅作品之中，成为中国近现代艺术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丘及早年从事革命工作时，使用名字为“邱及”，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使用这个名字。晚年离休后，书画作品则多署“丘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