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系列报道(272)

滘墘社区位置图。阿 龙 制图

滘墘鸟瞰。郑楚藩 摄

望江北路滘墘段。郑楚藩 摄

猛水河。阿 龙 摄

南窖。郑楚藩 摄

引榕干渠滘墘段(新溪)。郑楚藩 摄

清乾隆《揭阳县志》城坊图中的“椿桂坊”。阿 龙 截图

滘墘社区居委会。阿 龙 摄

绍兴路。阿 龙 摄
从双溪明月公园出发,沿南河北绿廊西行21.055千米,来到望江北路南窖窖口,就来到进贤门街道滘墘社区境内。2026年春节长假刚过,记者一行走进滘墘社区,这是我们“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系列报道经过的第81个社区(村),也是进入进贤门街道境内的第7个社区。
滘墘社区位于进贤门街道南部,东邻南门社区,南与仙桥街道顶六村、淇美村隔南河相望,西与新风社区相邻,北与北市社区以猛水河为界。辖域面积0.05平方千米,户籍人口3747人。
县城西南郊,明朝中期划入县城
滘墘地域,秦汉时期属古揭阳县管辖。东晋咸和六年(331),将揭阳县分设为海阳、潮阳、海宁和绥安4县,滘墘地域属海阳县。南宋绍兴八年(1138)复置揭阳县,滘墘地域位居揭阳县渔湖都极西地区,为玉窖村玉窖溪西岸地带。绍兴十年(1140),县治定于玉窖村,县署建于玉窖村地势最高的地方,称高地(今高地巷)。不久,县城城墙筑起,滘墘地域成为县城的西南郊外地区,与县城只是一河(玉窖溪南窖段)之隔。
宋元政权更迭时,县城被元兵所毁。据1990年《榕城镇志》载:“至元十五年(1278,即南宋端宗景炎三年),文天祥率宋军奔榕城,元兵穷追至此,民助文抗击。城破,元兵毁学宫,纵火焚城,屠杀3日,尸积如山,全城仅存6户8人。”从“城破”“焚城”的叙述看来,南宋所建揭阳县城城墙在战争中被毁。
元初政局稳定后,统治者重建了城墙,据清乾隆《揭阳县志》载:至正十二年(1352),县治筑土城周800余丈,环县衙建内石城(即今禁城——本系列第26站有详述)周200丈。
依这个记载,至元代形成的周800余丈,便是其时的城区规模。这个规模究竟从哪儿到哪儿呢?地方史书没有载述,但因为禁城从元代至今,区域保留得较为完整,内城“周200丈”和土城“周800丈”的数据,正好让我们可以测算出土城的大致范围:内城和土城其实就如两个同心圆,县城辖域就于土城之内,县署范围就在内城之中。外圆周长比内圆周长多4倍,外圆的半径为127.4丈,而内圆的半径则为31.8丈,这个同心圆的外圆半径就只在内圆半径上向外延伸出95.6丈,也即只多出两倍距离而已。照这样的半径推断,元代土城墙内的范围,大致就是沟仔墘街-北马路-学宫东侧-城隍路-玉窖溪围起来的范围。滘墘地域,在元代至明初的时间里,依然是县城的西南郊地区。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明朝建立后,政局趋稳,揭阳县城人口逐渐增多,经过近百年的繁衍生息,迁入县城定居的人越来越多,县城也向东西南北4个方向拓展。天顺五年(1461),县城重垒起新城墙。这次垒筑起来城墙,奠定了县城近500年的城市格局,基本上就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拆除城墙后形成的环城路范围。滘墘地域便完全被纳入到县城之中,县城五门三窖中的南窖,也建了起来,五门是陆路,三窖是水路,南窖即是水路从南河经窖口进入玉窖溪南段即南窖的窖门。
随着一波又一波的人口迁入县城中南部这一片定居,南窖西岸逐渐形成新聚居区。
清初,县城人口增多,县知府将县城划为7坊,建立起基层管理机构。滘墘地域,建为椿桂坊。据1990年《榕城镇志》载:顺治朝(1644~1661)初叶,在城建置7坊,计:魁隆、朝天、椿桂、攀龙、解元、魁元、达道。坊的建制,大致类似于今天的社区居委会。
椿桂坊名字,取自成语椿桂之年,椿树和桂树是两种长寿的植物,椿桂之年意为延年益寿。县城7坊所取名字,都有积极向上愿景。
在《榕城镇志》的《清代揭阳在城(榕城)七坊区域及保甲数简表》上,椿桂坊的管辖区域为:南窖脚城墙以北沿窖墘至打铜街石狮桥以南,新街孝义巷以西至纯母仔桥以东,暗桥池、宝锡巷及史巷直街至南窖卓厝巷以北,及东桥巷大东桥头一带。坊址设于窖墘涂塔宫,有保甲数22甲(保甲,类似于今居民小区)。
溪河环绕的水乡人家
未被纳入县城之前,滘墘地域便是县城西南侧一个水网密布的水乡。
滘墘得名于这个水乡重要的河流——南窖。南窖即玉窖溪的南段,因县城是在原玉窖村上建立的,玉窖村与玉窖溪同名,是村中一大重要的河流,在最古老、最重要的位置上,古人言“窖”,即专指玉窖这条美景如窖酒般醉人的河流,在县城拓至东西南北门后,城中便有了多条窖,但只有玉窖可以简称为窖,其他窖只能用全称,如马山窖、吴西窖。位于玉窖南段的河边道路,便可以简称为窖墘,而上述的马山窖、吴西窖边的道路,只能命名为别的名字,不能简称为窖墘。
滘墘地域东侧,便是南窖,北接北窖,南通南河,县城拓至南河边后,由这条水路出入城墙下的关闸口,便是南窖。县城五门三窖指的就是5个陆路城门和3个水路闸门,南窖即于滘墘地域的东南角。
滘墘地域的北部,是猛水河。猛水河是玉窖的支流。据1990年《榕城镇志》载:过新街桥东有急水庙,为南北窖连接处,此处两窖之水涨时,互相冲击成涡,旧常覆舟。旁西分一支曰猛水河,转弯处有桥名猛水桥,因窖水骤转弯,湍急流速而得名。桥高1尺,宽2丈,舟船过此,其速如箭。
猛水河往西,河面宽阔处,形成了郑厝池、丘厝池、王厝池和陈厝池等多个池塘。
在郑厝池和丘厝池之间的猛水河南岸,有母仔桥,桥下为猛水河的支流,即是玉窖溪的二级支流,呈南北走向,南流70米后拐东再拐南行,直至与另一条小溪在池内李会合。母仔桥传说原为一大一小两座互连的小桥,因而得名,后改建为单座长5.4米、宽4.5米的石板桥。因位于支流注入猛水河河口处,人们便将这条支流称为母仔桥溪。以桥名水的现象在揭阳并不是孤例,吊桥溪(可回看本系列第1站)同样也是以桥名水。母仔桥溪是滘墘社区与新风社区的界河。
滘墘地域,在南侧建起城墙后,城墙内有内护城河,与南窖相连。城墙外不远处则为南河。
20世纪50年代末,引榕干渠工程建设中,在南环城路南侧开挖了新溪,作为引榕干渠过境新风、滘墘的渠道,滘墘地域遂再添一条人工河。这条人工河在南环城路下以涵道的方式经过,然后征用了内护城河南门段,在马山窖窖口处回转到南环城路南侧,再驳接了东护城河南段河口处,再一路往东而去。2017年,望江北路西段(新兴-中山-西马段)建设工程竣工,与工程配套建设的,是引榕干渠渠道裁弯截直。原来从南窖上方以涵洞方式越过南环城路下,征用原护城南内河至马山窖口的渠段,被填埋为路基北侧的绿化带,渠道改与望江北路路基南侧平行的方式,开挖贯通到花园新村小区前。新溪不再拐弯,直接从滘墘直通东门过东郊。
在明清时期,滘墘地域中的南窖和猛水河,为河面宽阔的水域,常有渔舟往返,水乡境内大大小小石拱桥、石 板桥密布,人们在水路陆路上观赏水乡风景,无不赞叹水乡美景如画。
人文纯朴的文化社区
滘墘地域,明清时期留下诸多的文物古迹,这也让滘墘成为揭阳古城的一个重要文化社区。
位于绍兴路南段大东桥西侧的二圣古庙和姑母宫(可回看本系列第271站),是揭阳古城一处祭祀中原英雄和孝义人物的场所,其影响之大,从明代至今,历久弥新。二圣古庙原名涂塔宫,供奉地方神。明末,天启丁卯(1627)科举人、潮州后七贤之一的邑贤绅许班王(许国佐)倡议在庙中供奉在唐代“安史之乱”中死守睢阳、保江淮半壁江山不失的中原英雄人物张巡与许远 .两位英雄在睢阳保卫战中战斗十个月,历经三百余战,张巡“神气慷慨,每与贼战,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皆碎”。张巡率部将死守。两人最终城破被俘,张巡骂贼不绝,从容赴死。自唐宋以来,张巡、许远作为“忠义报国”的楷模,其信仰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闽粤。在潮汕地区,双忠信仰尤为昌盛,潮阳东山灵威庙便是潮汕最早的双忠庙之一 ,许国佐倡将“二圣”入祀涂塔宫,让“二圣”成为当地的保护神,也让中原英雄落地生根,成为人民群众敬仰的英雄。尔后,许国佐又将县令冯元飚的小夫人月容从扬州带来的“朱圣姑母”奉入涂塔宫一并敬祀,又将中华孝义文化融入本土,继续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朱圣姑母原姓刘,名月英,是四川北胡边人,配夫浙江吴门,过门数年,育有一双儿女。丈夫因外出谋求生计,一去杳无音信,家中尚有年老婆婆,这一家老幼4口的生活,全落在月英一人肩上,白天她采桑养蚕,夜间刺绣针工,扶老育幼,受尽风霜之苦。有一天,婆婆得了重病,昏沉中想食肉汤,月英无计,乃割股肉煮给婆婆吃,婆婆病愈闻知,十分感动,称之为孝媳。婆婆寿至99岁,在月英照料下,家虽穷也能过安乐生活,寿终正寝,及至儿女长成,能够自立,月英乃笃信道教,修心行善,处处助人,乡里无不称她是个贤孝之妇,寿至90而终。乡间绅耆及百姓,为之申报朝廷,明朝皇帝为之感动,封为圣姑,并赐国姓“朱”,为她立庙塑像,供万民朝拜,时人称为“朱圣姑母”。
二圣古庙和姑母宫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地揭阳的一个缩影,300多年来,更成为滘墘地域一处香火兴旺的文化场所,人们表达爱戴英雄,敬仰尊老爱幼优秀人物之举,在这个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位于火烧地街东段的孙乙纪念馆,是一处纪念南宋复置揭阳县时县令孙乙的专门场所。该馆原名孙氏家庙,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由南门孙氏族贤孙炳威倡建,近年,孙氏家庙辟为孙乙纪念馆,以纪念孙氏先祖、南宋复置揭阳县令孙乙。孙乙,据清乾隆《揭阳县志》载:“江南高邮进士,绍兴三年(1133)任。”孙乙到揭阳任上,考查了渔湖部形胜后,将县治设于吉帛(今榕城区京冈街道京北村),开始了复置新揭阳县的建设历程。孙乙的后代,于明代陆续迁入揭阳县城,居住于南门一侧,后繁衍至县城各地。孙乙后人,还迁至汕头、潮州、汕尾等地定居。孙乙成为粤东地区孙氏群众的共同祖先。因此,将孙氏家庙建为孙乙纪念馆,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2007年,揭阳市人民政府将该馆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同样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滘墘杨氏家庙,位于绍兴路大东桥西侧,滘墘杨氏为仙桥槎桥杨氏传人。光绪乙巳年(1905),滘墘杨氏杨家辉发动揭阳县内各地宗亲集资,兴建起这座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的宗祠。杨氏家庙坐西向东,是潮汕地区的四点金建筑风格。上厅上房与下厅下房中间以天井隔开,天井左右两侧有廊屋与上下厅房相连,平面布局是二进一天井。杨氏家庙原有麒麟浮雕,寓意吉祥如意。家庙正门门楣石刻匾额上书“杨氏家庙”四字,匾额中间悬挂有五蝠石雕,因“蝠”与“福”同音,五蝠代表五种天赐之福:长寿、富裕、幸福、美德、健康;门楼两边有六幅石雕的诗句,字迹清晰,是杨家清末名人杨俊英的手书。杨俊英在民国初曾任海口县长,赴任时因病未能到达。
从椿桂坊到滘墘社区的沿革
自南宋复置揭阳县后,滘墘地域为接近县城的西南城郊地带。明天顺五年(1461),县城向四边拓展。南边拓至南河边,滘墘地域才划入县城范围。
清代至民国初年,为椿桂坊建制。民国二十一年(1932),将7坊改建为10镇,椿桂坊改建为椿桂镇,镇公所仍设于南窖边的姑母宫。
民国三十一年(1942),县城10镇合并为6镇,椿桂、朝天两镇合并为朝桂镇。第二年,又再恢复为10镇,滘墘地域仍为椿桂镇。
民国三十三年(1944)春,再度将10镇合并为6镇,滘墘地域属朝桂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8日,榕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将原来各镇改置为6个分区和1个郊区,椿桂镇改置为椿桂分区,滘墘地域属椿桂分区。
1951年7月,城厢各分区下设居民大组,居民大组下设居民小组。自清代设置的保甲制度,至此废,演化为居民大组、居民小组。滘墘地域始设滘墘居民大组。
1952年12月27日,榕城市改置为榕城镇,6个分区改以序号排列,椿桂分区改称为第二分区。
1955年,罢县城6分区,改置为41个居民委员会。41个居委会实际上为原分区下辖的居民大组。滘墘地域有滘墘居委会。
1959年3月28日,将县城41个居委会改置为10个管理区,为榕城镇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构。滘墘管理区为其一。
1961年春,县城管理区复置为19个居委会,滘墘管理区改称滘墘居委会,辖域不变。1963年2月11日,县城19个居委会合并为10个居委会。
1975年,将县城10个居委会改置为5个街道办事处,以序号排列,为榕城镇革命委员会的派出机构。滘墘居委会为第二街道办事处。次年12月,5个办事处再次析为10个,名称和辖域恢复为1959年管理区范围。滘墘地域设为滘墘街道办事处。
1991年12月7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揭阳市和县级榕城区。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1992年6月2日,榕城镇析为榕华、新兴、中山、西马和东山5个镇级街道,西马街道辖原镇辖滘墘、西马、新风和西门街道。原镇辖街道办事处改称居民委员会,原滘墘街道办事处改名为滘墘居委会。
2025年9月,中山、西马街道合并为进贤门街道,滘墘社区隶属进贤门街道。
在古城保育活化中焕新蜕变
近几年,地处揭阳古城核心地带的滘墘社区,成为古城保育活化工程的前沿阵地,更是环古城风貌带建设的关键节点。社区“两委”带领社区干部和居民群众投身到行动中,为古城建设做出贡献。
在拆迁中,位于望江北路南侧的一些居民点要为南浦渔歌景区和潮侨坊景区建设让路,社区干部串巷入户进行动迁,说服居民们为古城的建设做出牺牲和贡献,经过社区干部的共同努力,25天完成木材厂片区一期29宗征拆,27天拿下古城环城片区一期17宗约5000平方米任务,木材厂二期180宗、约9000平方米建筑也在签约后10天便顺利完成拆除……最终,全体拆迁户都完成了搬迁工作,南浦渔歌项目和潮侨坊项目用地的拆迁工作顺利进行。
滘墘社区是水乡,境内溪流和桥梁众多,在古城保育活化中,社区干部协调施工队优先推进路面硬化、下水道清淤;绍兴路是南窖边最重要的道路,又是游客领略古城水乡风光的重要步行线路。滘墘社区干部把精力投入到这条街路上,配合施工人员进行作业,服务施工工作的要求,协助附近居民解决因施工工作造成的困难,并及时清理掉施工产生的垃圾。经过全社区干部的努力,绍兴路以秀美的面貌出现在游客面前,沿街墙体粉刷一新。南窖上的4座桥梁全部改造重建为钢筋混凝土拱桥,桥身浮雕也采用古色古香的图案和文字,人们行走在绍兴路上,往昔玉窖溪那如窖酒般醉人的美景重现于世人面前。而境内的其他桥梁,如猛水桥、郑厝池桥、母仔桥等也都整洁亮丽,在2026年的春节元宵期间,滘墘成为古城游客打卡的主要社区之一,游人如织,辖区群众每天都感受到游客纷至沓来的热烈氛围。“现在的古城,留住了老味道,更迎来了新希望。”街坊们笑脸盈盈。
对于接下来继续服务古城保育活化工作,社区党总支副书记蔡蔼丽说,“两委”将以党建为引领,带领社区干部群众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安全文明社区,建立健全网格化三级基层组织体系,因地制宜在党员群众和游客经常涉足的绍兴路打造“廉法”文化阵地,将廉法警语,法治标语融入古城街道景观之中,让过往游客、党员群众既游览了古城风光,又潜移默化培育了崇廉尚法、遵纪守法的价值观,从而打造出廉政和法治教育的“打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