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爽（云南财经大学）

　　近日，江西九江学院一则人才引进公示引发讨论。校方主动公开拟聘博士的父亲是本校退休教师，这一项看似简单的备注，却在舆论场中激起了关于程序、公平与信任的层层波澜。

　　有人认为这是坦荡，也有人视其为隐患。这场争论触及的，远不止于一所高校的具体人事安排，当程序合规的结果与公众信任之间出现缝隙，我们该如何填补？尤其在高校这个被视为社会智力之源和公平标尺的领域，任何一丝疑虑都可能侵蚀其根本的公信力。

　　校方明确表示，根据规定，需回避的情形主要指存在直接领导或监督关系。此次引进中，父子分属不同学院，父亲也已退休，确实不属强制回避范畴。主动公开这一关系，更是从“合规”向“透明”迈进了一步，显示出愿意接受社会监督的姿态。

　　然而，程序上的正确，未必能自动转化为公众心中的公正。舆论的持续发酵，恰恰说明在诸多“萝卜招聘”“学术近亲繁殖”的案例阴影下，公众对公平的期待早已超越了“不违规”的底线。人们真正疑虑的，并非白纸黑字的条文是否得到遵守，而是在条文之外、人情之中，是否存在着难以察觉的倾斜与照顾。这种不信任感，针对的并非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可能存在的、不透明的“操作”惯性大家担心的是，公示是否会流于形式，成为将“关系”合法化的一个精巧步骤？公开了关系，是否就意味着后续的一切都天然正当？

　　因此，核心矛盾浮现出来：校方认为“我已按规公示，坦荡无私”；公众则追问“公示之后，何以证明评选完全未被亲缘关系影响？”这份证明，远非一纸声明所能承载。

　　只有当“如何选人”与“选了谁”同样清晰可见时，透明的价值才算真正落地，程序正义也才能升华为实质的公信力。公众需要看见的，不仅仅是一个坦诚的态度，更是一套严谨到近乎苛刻、并且可以被追溯和验证的操作逻辑。

　　从这个角度看，此次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程序”与“信任”关系的契机。

　　在人情社会中，绝对的“避亲”或许难以完全实现，有时也可能造成人才浪费。但“不避亲”的正当性，必须建立在绝对的“过程透明”与“专业至上”基础之上。其逻辑应当是：并非因为他是谁的亲属而被选中，而是因为他足够优秀，而他的家庭背景在严密的选拔程序下，被视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附属信息。这要求制度设计必须精密到足以排除任何非专业因素的干扰，并将这一过程完整呈现。

　　它意味着，高校需要建立一套更强大的“免疫系统”，这套系统不依赖于个人的道德自觉，而依靠环环相扣、互相制衡的技术性安排。比如，引入更高比例的校外同行专家进行匿名评审；对面试答辩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并存档；在公示中不仅公布结果，也适度公开主要的选拔依据和量化比较。这些做法，比单纯公示一个亲属关系要复杂得多，但也有效得多。

　　九江学院的尝试值得肯定，它像一块试金石，测出了当下公众对公平议题的高度敏感，也测出了机构以透明化自证清白的迫切必要。但这不应是终点。它应推动高校及其他公共机构，将“被动公示结果”深化为“主动公开全过程”，将透明原则从偶发的亮点固化为刚性的制度。唯有当每一次选拔都像在玻璃房里进行，每一份录用通知背后都有一份可随时备查的“过程说明书”，关于公平的焦虑才能被真正的信心所取代。这不仅仅是高校的责任，也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在制度设计上提供引导和支持，将过程公开、记录可溯作为一项基本规范来要求。

　　说到底，公众所求的并非不近人情的冰冷规则，而是一个可知、可感、可信的公正环境。

　　公平感的获得，不仅在于结果的正确，更在于获取结果过程的清晰可见。当选拔过程本身成为一场经得起无限次慢放和推敲的“公开演出”时，关于“关系”的猜疑才会失去滋生的土壤。幕布已然拉开，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以及是否愿意，让舞台的每一寸都被光照亮。这不仅是重建信任的唯一途径，更是现代高校治理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公众在等待，等待阳光不仅照在公示栏的名字上，更能照进产生这个名字的每一个环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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