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昆成（华中师范大学）

　　最近，陕西柞水中学一名高一女生因在宿舍存放手机被停课一个月，引发广泛关注。家长无奈表示：“学校可以直接批评教育，可以罚她做劳动，罚她写保证书。但直接让停课一个月，对孩子的学业影响太大了。”当地教育局回应称，学校依规处理“有一定合理性”。此事再次将校园手机管理这一老问题推至舆论前台。

　　学生带手机进校，确实是长期困扰学校的普遍难题。过去常用的招数无非是班主任反复强调、签协议书、家长会反复提醒，或对个别学生谈话教育。然而，手机依然屡禁不止。面对这一顽疾，一些学校选择“下重招”，试图以严厉处罚形成震慑。停课一个月，显然属于此类“重招”。

　　但关键在于：惩戒是否等于教育？停课是否就是最合理的选择？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得厘清前提：

　　第一，手机等智能产品对学生的发展，总体上起的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这关系到有没有必要对手机进行管控。

　　第二，如果总体上弊大于利，那么应采取何种方式应对？是让学生与手机“共生”，在使用中逐步学会自律？还是采取“一刀切”策略，完全禁止学生携带、使用手机？哪种方式更有效？

　　应当承认，智能手机作为信息工具，在拓宽视野、辅助学习、紧急联络等方面确有其价值。然而，对于自控力尚在发育中的中小学生而言，其负面影响往往压倒正面功能——碎片化信息干扰专注力，社交软件诱发焦虑与攀比，游戏短视频挤占学习时间，甚至成为作弊、欺凌的载体。大量实证研究与一线教育经验表明，在缺乏有效引导的校园环境中，手机更容易成为学业的“绊脚石”而非“垫脚石”。因此，对其实施必要管控，不仅合理，而且紧迫。

　　至于路径选择，“共生”理想虽好，却高度依赖学生的成熟度、家庭的支持力与学校的精细化管理能力，现实中往往流于放任。相比之下，在中学阶段，尤其寄宿制学校，采取“校内禁用、特殊情况报备、统一保管”的“类一刀切”模式，反而更具操作性与公平性。它不是拒绝技术，而是为成长争取一个不被干扰的“静默期”。

　　其实，“一刀切”并非全无合理性。真正合理的“一刀切”，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类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规则清晰、执行一致，并为确有需要的特殊情况预留制度化的例外通道。人们未必讨厌这样的“一刀切”，讨厌的是那种不考虑实际情况、追求“表面秩序”、忽视个体差异、缺乏协商过程的粗暴的规则与管理。事实上，在某些涉及基本行为规范的问题上，统一尺度恰恰是维护校园秩序的必要手段。比如迟到早退、考试作弊、校园欺凌、不文明言行等，若学校已明文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那么对违规者依规处理、要求其承担相应后果，本就无可厚非。这就应当像交通规则一样，需要建立明确、统一、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而不能让学生像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但对于那些与体现学生个性、核心素养关联不大的事项，则应容得下“沙子”，不必大动干戈、摆威风。说到底，学校的一切管理都应以“以学生为中心”为基本原则。

　　而“以学生为中心”，绝不意味着学生要什么就给什么。教师和家长作为年长者，有责任也有资格在关键问题上把关——因为学生未必清楚自己当下真正需要什么。教育讲究的是引导而非迎合。

　　回到此次事件，学校当然有权制定并执行校规，其初衷也不难理解——带有一定的“杀鸡儆猴”“以儆效尤”意味，意在通过严厉惩戒强化手机管理。若仅从管理效果看，这种高压手段或许能在短期内遏制学生带手机的现象。但停课一个月的处罚明显过重了些，不仅对学生学业造成实质性伤害，也存在合规风险。高中阶段课程节奏紧凑、知识体系环环相扣，尤其理科内容高度依赖连续性，缺课一周已足以让学生掉队，更何况是一个月——这意味着学生可能错过一两百节课，几乎无法自行弥补。家长的焦虑与抵触，实属情理之中。《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也明确规定：对违规违纪情节严重的学生，可予以“停课或者停学”，但“期限不得超过一周”。柞水中学对高一学生处以长达一个月的停课处罚，显然超出了该规章所允许的上限。

　　更值得探讨的是：在实施如此严厉的处罚前，是否已在全校范围内就规则达成真正共识？例外情形是否被合理考虑？是否让学生理解并认同这一制度的合理性？执行过程是否留有教育空间？

　　这甚至可以上升到一种深层次的治理意识：有些人认为，位置高的人说什么，下面就必须听什么。这种想法其实不对。位置高，不是为了发号施令，而是为了承担领导的责任。真正的权威，也未必是来自单方面的强制，或许是源于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协商、共识与相互尊重。学校若能在校规出台前充分听取学生和家长意见，让规则在透明、参与的基础上确立，那么一旦有人违规，其接受后果也便心服口服——因为他曾是规则共建的一份子。

　　这种“先教后罚、共议共守”的治理逻辑，古已有之。《韩诗外传》就记载了子贡对两种治国方式的深刻辨析：季孙氏执掌鲁国，崇尚严刑峻法，“杀人必罪，罚人必过当”，结果百姓“以其死为贺，以其生为忧”；而子产治理郑国，则以三年教化为先，使民众知礼守法，最终“刑措不用，囹圄空虚”，死后举国哀悼。子贡由此总结出为政四忌：“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

　　这四句话，放在今天的校园管理中，依然振聋发聩：仅凭一纸禁令就长期停课，是“托法而治”，近乎暴；未事先明确告知后果，或规则模糊却突然重罚，是“不戒致期”，近乎虐；未给予教育引导、改正机会，直接处以停课一个月，是“不教而诛”，近乎贼；以管理者身份压制学生合理诉求，拒绝沟通协商，是“以身胜人”，近乎责。

　　“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教育终究不是执法。惩戒的目的，不是制造服从，而是唤醒自觉。在数字时代，完全隔绝手机既不现实，也不明智。真正有效的管理，应是在明确边界的同时留出合理空间，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体现育人温度。只有这样，规则才不只是冰冷的条文，而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指引——管理本身，也就成了教育的一部分。

　　本文为红辣椒评论 原创文章，仅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红网立场。转载请附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hlj.rednet.cn/content/646045/65/156346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