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谈论“帮扶”时，呈现的往往是伸出的援手、捐赠的物资、倾注的关怀等充满善意的图景，然而，这项充满光明的工作潜藏着一个细微却影响深远的陷阱——“贴标签”。“标签”像一层迷雾，遮蔽了涉邪人员的挣扎与坚韧、梦想与才华，也简化了他们所处困境的复杂性，导致我们付出的善意，可能在不经意间演变成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甚至成为一种强化其困境的心理暗示。真正的帮扶，不在于我们给予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看见标签之下的他们，看见苦难之外的那束光，唯有基于此种“看见”的携手同行，才能点亮希望，帮助涉邪人员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新生。笔者将从国家政策、社会工作者专业方法和帮扶工作成效三个方面着手，阐述“不贴标签”原则在帮扶工作中的重要性。

一、“不贴标签”是贯彻“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方针的核心实践

在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中，党和政府确立了“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依法打击极少数”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精髓在于精准区分、区别对待：一方面，坚决依法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打击极少数组织者、策划者和顽固分子，形成强大法律震慑；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受蒙蔽、被控制的普通参与者，着眼于“团结、教育、挽救”，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引导与帮扶教育，助其认清危害、迷途知返。

在这一背景下，帮扶工作中坚持“不贴标签”的原则，并非放松管理，而是对上述方针最为精准和深入的贯彻。其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核心层面：

1. 精准落实政策，避免打击扩大化

“打击极少数”的核心是精准锁定极少数组织、策划、煽动邪教活动的骨干分子，而“不贴标签”能有效区分“涉邪骨干”与“受蒙蔽群众”。唯有摒弃标签化，才能精准识别帮扶对象，确保打击锋芒直指极少数核心人员，让政策执行更精准。

2. 筑牢“团结绝大多数”的信任基础

受邪教蒙蔽群众的人格尊严与情感需求若被忽视，易因“被标签化”产生抵触心理，甚至对社会产生疏离感，影响帮扶工作开展。通过“不贴标签”能够给予他们平等的尊重，消除对立情绪，让他们感受到政策的温度，从而愿意接受帮助而非排斥，主动脱离邪教影响，落实“团结绝大多数”政策。

3. 维护社会稳定，实现长效治理

“团结绝大多数”是从根源上瓦解邪教的重要手段。当涉邪群众在无标签、有尊严的帮扶下回归正常生活，不仅能减少社会矛盾隐患，还能通过其自身经历影响更多潜在受影响者，形成“反邪”的社会合力。反之，标签化可能导致部分人员因尊严受损而重新走向极端，增加治理难度。“不贴标签”正是为了巩固“团结绝大多数”的成果，构建更稳定、更具韧性的社会治理环境。

因此，“不贴标签”绝非简单的技术性要求，而是深刻体现政策智慧、决定工作成败的关键。它确保了反邪教工作能够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法治轨道前进，最终实现保护人民、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总体目标。

二、从社会工作者专业方法视角看，“不贴标签”是帮扶涉邪人员工作的核心专业准则

在依法防范和处理邪教、维护社会安定的工作中，党和政府确立了“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依法打击极少数”的精准方针。这一方针的精髓在于严格的法律界限与深厚的人文关怀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以法律为准绳，坚决打击极少数违法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则以教育挽救为重心，致力于团结和转化绝大多数受蒙蔽者。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看，“不贴标签”更是建立信任、实现“助人自助”的基石。它源于尊重、接纳与非批判的专业伦理，是激发内在改变动力的前提。下面，笔者从四个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上介入探讨“不贴标签”在帮扶工作中的重要性。

1.同理沟通：融入“不贴标签”的服务对象立场沟通法

同理沟通的核心是社工放下自身预设与标签化认知，完全以服务对象的视角理解其感受与处境，通过语言和行动传递这份理解，而非直接给建议或定性。一是倾听为先，拒绝预设标签：专注捕捉服务对象的语言内容、情绪语气与肢体动作，不提前用“脆弱”“固执”等标签评判其状态，不打断叙述，仅通过点头、“我在听”等中立回应建立安全感。二是复述共情，剥离刻板表述：用自己的话复述服务对象的核心感受时，只描述事实与情绪，避免使用“你就是太焦虑”“你不够果断”等带标签的评价，确保对方感受到被发自真心的看见。三是需求引导，避免预设方案：用开放式提问引导需求时，不预设“你应该找份稳定工作”“你该先调整心态”等“标准答案”，而是问“接下来你希望先解决哪个方面的问题”，让服务对象自主表达真实需求。

2. 契合“尊重与接纳”的核心价值观，是建立专业关系的前提

社会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尊重服务对象的人格尊严，接纳其独特经历及涉邪经历。若社工给涉邪人员贴“邪教信徒”“思想有问题”等标签，本质是用固化偏见否定其作为“完整个体”的价值，会直接引发服务对象的抵触与不信任。而“不贴标签”能让社工以客观、平等的态度倾听其生活困难、情感孤独、认知偏差等需求，让服务对象感受到被尊重而非被评判，进而愿意敞开心扉，为后续帮扶奠定信任基础——这是所有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落地的首要条件。

3. 支撑“个别化”实务方法，确保帮扶精准有效

“个别化”是社会工作的核心方法之一，要求根据服务对象的涉邪原因、家庭背景、心理状态、需求优先级等具体情况制定专属帮扶方案。而标签化会让社工陷入“一刀切”的思维定式，将所有涉邪人员简单归为“需要思想改造”，忽视其可能存在的“就业困难”“家庭矛盾”等真实需求。“不贴标签”能促使社工通过专业的个案访谈、需求评估，挖掘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问题，比如部分人是因孤独被邪教吸引，部分人是因经济困境误信邪教，进而能够针对性提供心理疏导、就业帮扶、家庭关系调解等帮助，让帮扶真正贴合需求、解决实际问题。

4. 保障“赋权增能”目标实现，助力服务对象回归社会

社会工作的最终目标是“赋权增能”，帮助服务对象重建自我价值感，提升应对生活问题的能力，实现自主回归正常社会。标签化会严重削弱涉邪人员的自我认同，使其陷入“我是‘坏人’，我无法被社会接纳”的负面认知，丧失改变的动力。而“不贴标签”的工作方式，能让社工聚焦服务对象具备的职业技能、对家庭的责任感、改变的意愿等优势，通过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方法让他们充分展现特长，逐步帮助其重建自信，认识到“涉邪经历只是人生的一段经历，而非定义自己的标签”，最终主动摆脱邪教影响，以积极心态融入社会——这正是社会工作“助人自助”核心目标的体现。

三、“不贴标签”原则是决定帮扶工作成效与社会意义的关键

“不贴标签”并非抽象的道德倡议，而是在帮扶涉邪人员工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践准则。它直接关系到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目标能否最终实现，其关键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 保障配合意愿：建立有效帮扶的沟通基石

随意贴上的标签，如同一堵无形的高墙，会立即引发受助者的心理防御与强烈抵触。当个体感到自己被简单地定义为“问题分子”时，其本能反应是疏离与抗拒，从而关闭沟通的大门。唯有摒弃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以真诚和平等对待，才能使帮扶对象感受到基本的尊重与安全。这份信任是开启一切工作的前提，能促使他们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配合，为深入的思想转化与行为矫治奠定坚实的基础。

2. 维护人格尊严：奠定成功回归社会的心理基础

“涉邪”经历不应成为无法摆脱的身份烙印。坚持“不贴标签”的核心，在于将“人”本身与其错误行为或受害经历分离开，保护其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这一做法，旨在防止其自我认知与社会身份被永久性地负面固化。通过帮助其重建积极的自我价值，能够有效扫除其在回归家庭、社区和职场时内在的心理障碍与外部的社会偏见，使其能够以平等的姿态重新参与社会活动，从根本上降低被边缘化和再次误入歧途的风险。

3. 确保客观公正：提升帮扶工作体系的社会公信力

标签化思维必然导致认知的片面与工作的主观，使帮扶工作偏离“助人自助、迷途知返”的科学轨道。坚持“不贴标签”原则，是确保工作客观性与专业性的核心保障。它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基于具体事实和个体化需求进行评估，而非凭借刻板印象进行判断，由此制定的帮扶方案才更具精准性与公平性，其最终成效也更能经得起检验。当公众看到帮扶工作是本着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精神开展时，才能赢得广泛的社会理解与支持，从而增强整个反邪教工作体系的公信力与长效性。

综上所述，“不贴标签”在帮扶涉邪人员的实践中，展现出其作为政策基石、专业灵魂与成效关键的三重维度。它上承国家“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的精准方针，中合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专业伦理，下启每一个具体个体回归社会的现实路径。这项工作，本质上是一场对人性光辉的坚守与呼唤。它要求我们以最大的决心依法打击极少数罪恶的同时，也以最大的善意和关怀去挽救每一个迷途的生命。当我们坚定地撕下那些简单化、污名化的标签，才能真正看见一个个在困惑、蒙蔽中挣扎的鲜活个体，才能让政策的温度、专业的力量和社会的包容精准地抵达他们内心最需要被照亮的地方。

衡量帮扶工作成败的，不仅在于消除了多少显性的威胁，更在于我们成功唤回了多少迷失的灵魂，重建了多少充满希望的生活。坚持“不贴标签”，就是坚持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统一，就是致力于在捍卫社会整体安宁的同时，守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与未来。这是一条更具挑战却也更具深远意义的正道，它引领着我们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理性，也更为温暖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