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复旦大学在即将迎来建校120周年之际，就宣布了一项重大招生改革：将文科生招生比例从当前的30%-40%大幅降低至20%.如今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与去年相比，名额减少已成事实，无需夸张的数字，也足以让人感受到风向的坚硬。这一次，舆论不再停留在“文科无用”的口水战，而是逼问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当资源分配只问“投入产出比”，大学是否还有勇气为那些无法立即变现的知识保留座位？

　　缩减不是新闻，连续缩减才是信号。过去几年，多所高校陆续压缩文史哲本科计划，复旦并非孤例。背后的推力清晰可感：资金向关键学科集中，就业市场对理工人才的刚性需求，以及高校排名指标对可量化成果的偏好。行政意志、市场选择和学术绩效在这一刻达成默契，共同指向“少而精”的文科。对决策者而言，这是一次效率优先的资源再分配；对考生和家长而言，却像一道突然收紧的闸门。喜欢历史、哲学、社会学的年轻人，必须在更窄的缝隙里证明自己值得被培养。

　　然而，效率并非教育的唯一维度。一所大学的声望，从来不只靠实验室的面积和论文的引用率。它还取决于能否在关键时刻为社会提供价值反思与伦理校准。人工智能的边界、城市更新的记忆、技术垄断的后果，这些议题无法靠单一学科给出答案。如果文史哲持续失血，最终受损的将是整个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更值得警惕的是，当“有用”成为唯一的准入标准，大学与职业培训的界限也将随之模糊。

　　有人反驳：文科可以自救，只要主动拥抱交叉学科，就能在理工的框架里找到新位置。确实，近年来“科技伦理”“数字人文”等新方向不断涌现，但它们能够吸纳的学生与师资有限，而且仍依赖传统学科的根基。一旦母体被过度瘦弱，交叉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更重要的是，人文教育的核心不仅在于研究对象，更在于思维方式：对复杂性的容忍、对价值的追问、对长时段历史的感知。这些能力无法通过短期项目速成，也无法被简单嵌入技术流程。它们需要稳定的课程、从容的阅读和足够的师生讨论时间，而这些恰恰与“缩招—限资源—重绩效”的循环背道而驰。

　　面对收缩，一些高校管理者把“小而精”挂在嘴边。可现实操作中，“小”易实现，“精”却需要制度配套：长周期评价、非量化考核、跨院系流动，以及足够宽容的学术环境。如果缺少这些支撑，所谓“小而精”容易滑向“小而弱”。我们需要意识到，基础文科的衰退不会立刻显出后果，却会在十年、二十年后显现为公共话语的贫乏和短视。届时再谈补救，成本将远超今天的投入。

　　家长与学生的焦虑同样真实。在填报志愿的关口，他们不得不在兴趣与饭碗之间反复权衡。社会理应给予更多元的出路，而不是让“考公”“转行”成为文科生默认的归宿。企业、媒体、智库都应扩大对人文学科背景的招聘，让市场信号不再单一。只有当“读哲学也能找到体面工作”不再是新闻，文科的吸引力才会回归常态。

　　当录取通知书寄出，复旦校园里的银杏叶尚未转黄，却已有人急于宣告“文科的秋天”。秋天并非终点，而是下一轮孕育的开始。只要大学仍把“人何以为人”视为终极命题，只要社会仍愿意在喧嚣中倾听思想的风声，文科就不会真正退场。它或许换了一副面孔，或许走向更隐蔽的角落，却始终在提醒狂奔的时代：别忘了我们为何出发，更别忘了我们将抵达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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