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前夕,炮台镇桃山村委会召开“长巷里的革命回响:追溯与思考”座谈会。
专家学者参观新明长巷。本文配图均为 谢树发 摄
原标题:新明长巷里的红色故事
榕城区炮台镇桃山村新明长巷是一条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红色长巷”。这条始建于清乾隆初年的巷道,长200余米,不仅镌刻着清代民居建筑的沧桑印记,更铭刻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在大革命时期,这条幽深的巷道成为革命火种的摇篮,走出了谢文敏、谢赛隆、谢赛坤三位革命先驱。他们追随潮汕农民运动先驱彭名芳,在长巷深处的“旧厝内”秘密据点策划农会建设,将星星之火播撒在乡村四野……
今年清明节前夕,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炮台镇桃山村委会举行“长巷里的革命回响:追溯与思考”座谈会。揭阳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市侨务局、市史志办(市档案馆)、榕城区史志办(区档案馆)、炮台镇委宣传(文化)、统战等单位有关领导,以及专家学者和桃山村民代表等30多人参加座谈。会后,与会者参观了新明长巷,追寻那段血火交织的峥嵘岁月。
谢文敏:早期中共党员,曾任揭阳县首个区农会秘书
谢文敏(1900~1973),又名名绍,大革命时期中共揭阳第二区农会领导成员之一。青年时代就读于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今韩山师范学院)。学生时代,谢文敏积极参加潮汕学生爱国运动并成为领导成员之一。1919年5月14日,担任岭东学生联合会揭阳支会第三分会(桃山、地都、梅岗三都)领导。1926年2月18日,揭阳县建立全县第一个区农会——揭阳县第二区农民协会(其时,揭阳分为五个区,二区包括炮台、地都、登岗、梅云、云路等镇),谢文敏担任秘书,成为揭阳县早期中共党员。
农会会址开始设于登岗沟口村,农会多次组织示威游行,打土豪劣绅,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二区农会会址搬至桑浦山,在二区区委书记彭名芳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当时的农会经常在桃山村附近开展活动,长巷“旧厝内”就是当时秘密活动中心之一。谢文敏是农会领导成员之一,大革命时期炮台“三日红”(1927年4月21日至23日,揭阳二区农会赤卫队攻占炮台,并行使政府权力3天,史称“三日红”)亲历者。
1927年11月18日,二区工农苏维埃政府在桑浦山成立,同时组建一支30多人的游击队。第二天午后,谢文敏随同彭名芳带领农会武装队伍下山,前往登岗石厝村抗击国民党军队和乡团。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农会武装且战且退,彭名芳不慎坠落水沟,双足陷于淤泥中无法及时拔出,背后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谢文敏在那次行动失败后,躲藏在桑浦山中。反动政府抓不到谢文敏,便将其父亲抓捕毒打,后家人缴交了罚金,才将其父赎回家。几个月后,谢文敏在乡亲的帮助下,逃往柬埔寨金边谋生,遂与组织失去联系。谢文敏到达金边后,创办“中华中文学校”,并自任校长,从事教育事业。
1964年,谢文敏返回家乡探亲,在村里住了10多天,后又到北京探访旧日老战友,住了30多天,才返回柬埔寨。期间,在村里,谢文敏还遇见了当年一起参加革命的“通讯兵”谢赛坤。再度相逢时,昔日的战友均已两鬓霜花,悲喜交加中,两个老人相拥大哭。村民们为欢迎谢文敏回乡探亲,以最隆重的地方习俗,请来潮剧团在村里的戏台连演三个夜晚的潮剧。
此后,谢文敏还从国外寄送二批次化肥共5000多斤,支援家乡农业生产,生产队也奖励谢文敏稻谷以示感谢。1986年,政府落实侨务政策,归还土改时期没收的谢文敏家的华侨房屋,谢文敏成为产权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产权证。自此,这位漂泊海外的赤子,在祖国算是有了“根”。1970年谢文敏子女回国探亲,登门拜访谢赛隆,并捎去了远在海外的谢文敏对谢赛隆的问候。
1973年,谢文敏在柬埔寨金边去世。他生前育有4子2女。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排华,其子女被迫从柬埔寨移居法国等地。谢文敏的妻子杨秀琴(浮岗人)和子女先后共6次回国探亲,每次都以红色基因为骄傲,拜访各级政府及侨务部门,并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
谢赛隆:一身武功枪法精,曾任彭名芳警卫员
谢赛隆(1901~1972),号清纯,幼好习武,枪法尤佳,大革命时期农会会员、交通员、揭阳第二区委书记彭名芳警卫员,1927年4月“三日红”的亲历者。
谢赛隆的岳亲家为东岭陆,他年轻时常在东岭、浮岗乡一带活动,以武会友,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被当时常在炮台、登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的彭名芳看中,遂发展为农会会员、交通员,后来担任其警卫员。当时桃山岭仔的谢文敏担任彭名芳秘书,彭名芳常到岭仔开展革命工作,秘密借用长巷“旧厝内”作为据点。谢赛隆因秘密参加革命活动而顾不上家、经常没有参加干农活而被家人误解,其父认为谢赛隆是个“浪荡子”,请来族长作证签字,宣布与他解除父子关系,并把谢赛隆的小家庭一家四口赶出家门。此后,谢赛隆携妻小寄住在东岭陆岳亲家。
1927年11月19日,彭名芳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谢赛隆虽突出重围,却被国民党地方政府通缉。当时有桃山乡贤谢镇邦悄悄告知其父:“叫你儿速速走为上策。”其父生气地说:“我没有这个儿子!”国民党乡团因抓不到谢赛隆而烧毁他的宅居。其父找来族长,并拿出《断绝书》证实已与谢赛隆解除父子关系,才幸免于难。谢赛隆先转移至东岭岳亲家,国民党地方乡团追杀而至,致其岳亲家人遭受连累。谢赛隆后转移进桑浦山中,受时势所逼,在乡亲欺丑(远洋船员)的帮助下,从澄海樟林秘密藏匿在“红头船”的货仓前往“南洋”。 在离开大陆前,为确保大女儿不再受颠沛流离之苦,将大女儿谢陆爱送给一户富有人家当女儿,对方回赠80银元作为盘缠;他将自己当警卫员时用过的两把手枪和证件用红绸包好,托付农会会员交给党组织。离开大陆时唯一带走的纪念品就是一枚当时的党徽。
在印尼期间,谢赛隆时刻关注国内的革命形势,参与当地的抗日活动并积极组织募捐,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
1951年11月,谢赛隆带领妻儿回到家乡岭仔,因怀念早年在彭名芳领导下的革命经历,1952年,他特意买下“旧厝内”西侧破房子,并恢复原状以纪念彭名芳的革命活动。
1972年3月,谢赛隆去世。2008年5月,谢赛隆的大儿子(揭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谢昭思)为名芳小学题写校名,以纪念其父早年追随彭名芳参加革命活动。
谢赛坤:大革命时期的秘密联络员
谢赛坤(1911~1978),土名阿命。大革命时期,17岁的谢赛坤担任秘密联络员。炮台“三日红”之后,农会活动中心被迫转移至桑浦山中,谢赛坤多次往返于新明村和桑浦山之间,负责联络和运送物资等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谢赛坤一直在家务农,1978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