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系列报道（223）

郑沛霖（1900～1976）。

郑沛霖故居位置图。阿 龙 制图

1926年蓝桥俱乐部全体成员在郑氏家庙合影，后排抱小孩者为郑沛霖。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郑礼源 提供

汕头南洋华侨互助社位于汕头市招商二横路30号大楼的办公旧址。

郑锦卿指着篮兜村红星经联社后直巷1号上方的小楼说，那是父亲当年建造并命名的“霖楼”。池 妍 摄

郑建基（右）在东门塘坑巷43号郑沛霖故居门口接受采访。阿 龙 摄

仙桥飞凤山郑沛霖衣冠冢。

民国时期《揭阳县政概况》郑沛霖任第七区区长资料。

普宁流沙青抗会《青报》登载郑沛霖相关资料。阿 龙 截图

1976年郑沛霖在香港去世时郑植之等侨领的挽联。

　　民国时期，在榕城区仙桥街道篮兜村曾走出一位为侨务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人物。抗战时期，他以一颗赤诚之心帮助华侨解决实际困难，组织华侨支援抗战，促进华侨团结与交流，他就是爱国侨领郑沛霖。

　　2025年春，“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采访组来到郑沛霖位于榕城区仙桥街道篮兜村和中山街道东门社区的两处故居，走访郑沛霖的后代，了解其不凡的一生。

　　思想进步，扶助农工

　　郑沛霖（1900～1976），字雪村，又字石新，笔名敝帚。祖籍揭阳县官溪都蓝桥乡花园社（今榕城区仙桥街道篮兜村红星经联社），后移居揭阳县城东关镇塘坑巷（今属榕城区中山街道东门社区）。著有《陈署木贪污证状汇集》《榕江近影》《仙桥史话》等。

　　据我市青年文史爱好者郑礼源考证，郑沛霖1900年出生于揭阳官溪篮兜村的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郑徽省思想进步，一生致力新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爱乡情怀，郑沛霖从小养就正直勇敢、桀骜不驯的品格和这有很大的关系。

　　民国初年，郑徽省在华侨的支持下将乡中私塾改办为新学堂，启蒙新学。郑沛霖天资聪颖，名诗名篇过目能诵，父亲从小对他寄予厚望，用心教养，供他读书。虚龄19时便毕业于揭阳县立中学校（即今揭阳第一中学），先后任教于官湖（今仙桥街道高湖村）国民学校等，后因生活所迫往赴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地谋生。海外侨居生活，使他体会到广大华侨为谋求生存而艰苦拼搏的精神，以及华侨对祖国对家乡的特殊感情。这些都为他后来参加华侨团体，做好侨务工作，鞠躬尽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郑沛霖响应孙中山倡议，团结扶助农工，回到家乡创办蓝桥义务讲习所，如火如荼开展农村大革命，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势力。为丰富乡村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他率先组织创办蓝桥俱乐部并任主任，积极宣传新“三民主义”，宣讲新生活。

　　30年代初，谢鹤年任揭阳县长，在各乡村调选一批有较高文化的知识分子前往广州参加“广东行政干部训练班”，由省长陈济棠挂名，民政厅长林翼中主办，郑沛霖参加训练班接受培训，结业后回原籍工作。

　　勇斗贪官，刚正不阿

　　郑沛霖为人耿直，热爱新生活、热爱家乡，不畏强权并敢于跟权贵作斗争，勇于捍卫正义。

　　20世纪30年代，广东省内各县先后成立县参议会。奉广东省民政厅令，筹办地方自治，实行自治选举。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起，郑沛霖先后两届被公推为第七区（辖域包括今仙桥、梅云、榕东、溪南、渔湖、京冈和凤美7街道及榕华、新兴东部地区）区委员和区长（相当于今街道办事处主任，见《揭阳县政概况》）。

　　郑沛霖极为重视地方发展，对城市的规划建设颇有建树。在任职期间，他协助谢鹤年县长兴建揭普公路（今省道S236线），倡修涵元塔、古仙桥等名胜古迹，颇具口碑。他富有人民性，敢于向贪劣官员斗争，亦深受乡民爱戴。

　　1938年，郑沛霖在《侨声晚报》以笔名“敝帚”公开发表针砭小品，抨击揭阳县长梁翰昭在职贪污腐化。后梁差人抓郑沛霖，以“莫须有”罪名入狱，激起公愤而被呈报潮安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揭发梁。专员胡铭藻闻讯大为震怒，大骂梁翰昭糊涂，并即电令：“揭阳县长梁翰昭克日将郑沛霖释放，仍将奉电日期报核。”

　　据揭阳历史文化专家孙淑彦在《揭阳历代县长考论》一书中对此事的详述：梁接电后，夤夜约请邑绅，到监狱告知郑，说乃他自行释放郑。而郑已知胡电，拒不出狱，一要梁当面到监狱跪地赔罪；二要罚梁酒席一台。最后由邑绅出钱设席了事。

　　1943年，揭阳大旱大饥，百姓颗粒不收，民难聊生，饿殍遍野。时揭阳县长陈暑木，与米商裕兴发勾结，垄断粮食，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更造成米珠薪桂，民怨沸腾。揭邑艺人林悟生运用艺术武器，对贪官污吏之秽行作深刻揭露，无奈被捕入狱。郑沛霖深感百姓疾苦，设法营救林悟生，愤然搜集陈署木贪赃罪证，刊行《陈署木贪污证状汇集》并赴省府加以弹劾。同年秋，省政府以其“救灾不力，营私舞弊”去职软禁（见《揭阳县志》）。

　　成立侨社，服务华侨

　　郑沛霖在与两任贪官作斗争时，他已辞去揭阳的公职，其时的身份是汕头南洋华侨互助社宣传科主任兼汕头分社实业股主任。

　　据1934年12月出版的《汕头南洋华侨互助社社务报告》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秋，郑沛霖辞去区长公职后，遂离开揭阳前往汕头。早期华侨在异国他乡往往孤独无援，作为曾经前往南洋谋生的他，深感侨胞之间需要团结互助，遂与归侨好友等参加新成立的汕头南洋华侨互助社，并出任该社宣传科主任，并聘为《侨声晚报》编辑，兼任汕头分社实业股主任。

　　汕头南洋华侨互助社，前身是岭东华侨互助社，是潮汕地区最早的一个侨团组织。

　　记者在翻阅资料中查询到，1985年8月13日《汕头日报》记载这样一段历史——潮汕海外华侨爱国爱乡，深受赞扬。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中山先生赴新加坡组织中国同盟会，鼓励革命，唤起侨胞反帝反封建，当时，旅新华侨就有200多人入会。不久，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西部地区）、印尼、越南、暹罗（今泰国）等华侨纷纷响应，参加中国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

　　1912年，孙中山先生领导人民推翻清廷统治，建立中华民国，震动全世界。国外华侨的爱国革命行动，引起各侨居国殖民主义者和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恐慌，各所在国政府发出驱逐命令，旅居南洋的中国同盟会骨干先后都被驱逐出境，押送回中国，大都在汕头港上船。

　　这些旅居南洋的中国同盟会爱国侨领回国后，由于当时民国政府无力安置，于是，汕头侨领黄伟卿等20多人，联合发起，于民国十八年（1929）8月23日成立岭东华侨互助社，在汕头市新马路中段办公，黄伟卿任执委，杨维珊当监委，主持日常工作。联系海内外侨胞，开展爱国爱乡活动，为华侨办理各项福利事务，解决困难问题，迎送侨胞出入境。

　　这个侨团组织成立后，即发函南洋各埠，各港侨胞也成立华侨互助分社。随着组织日益壮大，新马路旧址已不能容纳日增的侨团组织，民国二十年（1930），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新购社址，移至汕头市外马路均和街一号四楼办公，1934年8月23日改名为“汕头南洋华侨互助社”。

　　心系侨务，守望相助

　　互助社不仅及时帮助华侨解决各种困难，国难当头时，发动号召侨胞捐资捐物，支援前线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国震动，海外侨胞也十分震怒，一致要求抗日救国。因此，汕头南洋华侨互助总社在汕头组织话剧团，公演抗日剧目，上街宣传，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并发函向海外华侨募捐，购买棉衣、药品一大批，支援前线，抗日救国；侨居越南的南洋华侨互助分社首先响应，组织“抗日同志会”，其余各港也先后组织“抗日救国会”；总社还派专人到南洋加强领导，新加坡南洋华侨互助分社通讯员兼社长陈展翼，发动在新华侨捐赠大米1000包，运回祖国，支援抗日，赈救难民。

　　1939年，汕头沦陷后，互助社被迫转移到普宁县马栅乡（今普宁市流沙南街道马栅村）办公，互助社至抗战结束后迁回。期间，郑沛霖为侨务工作奔走于揭阳、普宁两地。揭阳沦陷后，他带领篮兜、山前、古溪一带的乡勇组织自卫队抗日，与日寇周旋而负伤，甚至濒临牺牲，死里逃生。

　　记者在广东省档案馆查阅到一份《汕头南洋华侨互助社热心捐款》的档案资料，是1939年11月14日普宁流沙青抗会所办《青报》内容，文中有一句“现值第九集团军政治部扩大郑沛霖队长所领导之谍查队之组织”，证明其时，郑沛霖已入伍，职务为第九集团军政治部扩大队队长，领导谍查队组织。

　　抗日胜利后，郑沛霖往汕头接收被日军侵占的互助社社址，恢复总社办公。不久，南洋各分社相继恢复活动，社员由千余人发展至2万余人，遍及华南沿海各省，总社另购新址，迁至汕头市招商二横路30号大楼（今金平区南海横路22号）作为固定社址办公。因为当时购房资金短缺，期限紧迫，郑沛霖、黄颜波等人前往南洋募捐，得到了侨胞、社员的热心支持，所募得的款项不仅足够支付购买修整这座三层双佩剑房屋的两千万银元，甚至还有剩余。作为有着“十门九华侨”的篮兜村，侨胞们踊跃捐资，委托汕头南洋华侨互助社，支持国内难民还乡生产，继续开展互助社活动（见1987年《揭阳侨史》）。这都无不彰显了互助社在海外广博的人脉，也见证了华侨对家乡事业的热心。

　　民国三十六年（1947）末，郑沛霖被推选为社长，工作更加细致，他经常出国到南洋各港考察，为华侨排忧解难，捐资回国，救济难民，并向汕头市救济总署申办手续拨下物资，救济侨属贫困户，代理国内同胞申办出国业务。

　　1949年10月，互助社被人民政府接管，郑沛霖协助人民政府做好华侨档案接管保存工作，后返回揭阳。因原先互助社在国内外均设有“办事处”的前例，不久后他又以互助社驻香港办事处执行委员的身份前往香港，继续海外的侨务工作。

　　1976年，郑沛霖逝世，香港潮州公会举行公祭典礼仪式，爱国华侨郑植之等挽之“道德文章芳名手，耆年硕望忠荩永”。

　　爱乡精神，启迪后人

　　在榕城区仙桥街道篮兜村，记者见到了郑沛霖的后代。出生于1947年、今年79岁的郑锦卿是郑沛霖的三儿子，据介绍，当年他出生于汕头，出生后，父亲就到香港，自己一直都是和母亲一起生活，2岁就回到揭阳篮兜村，虽然对父亲没有任何印象，但时常听母亲说，父亲在民国时期当了几年揭阳县第七区区长，他从小就教育儿女们要公私分明，不谋私利，对父亲十分景仰。

　　郑建新和郑建基都是郑沛霖的孙子，郑建新说：“从小就听父亲说爷爷是非常清廉的人，对家乡的建设也非常热心重视，贯穿村里的仙马路最先就是由我爷爷插旗竖标筑起的，1933年涵元塔重修也是我爷爷当区长的时候和官绅一起倡议的，翌年春，为庆落成，我爷爷和谢鹤年县长等在塔前留影纪念，谢县长并作重修碑记。”

　　采访中，记者在郑建基的带领下，来到榕城区中山街道东门社区，看到了郑沛霖年轻时期生活过的地方，位于塘坑巷43号这间老厝。“当年我26岁的时候就随着父母从家乡篮兜搬来这里居住，从结婚生子到后来搬到别处居住，有20多年之久。”郑建基说，这间老厝面积约四五十平方米，中间修整过2次，后来搬走了就一直关着。由于仙桥篮兜与塘坑巷这两间老房子因为华侨房产权属问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落实华侨房屋政策后，才将房产归还他们。

　　2025年清明节前夕，郑沛霖的后代到仙桥飞凤山祭拜了郑沛霖。郑沛霖在香港去世后，骨灰葬于香港。家乡的子孙专门在飞凤山为其修了衣冠冢。每年清明时节，郑氏后人都来这里祭祖怀思，追念先祖爱国爱乡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