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贤门建于何年好像已不是问题，网上一查或往石碑上一看有现成结论。但笔者认为，说进贤门始建于明天启二年（1622）是错误的。据史料所载，明天启二至三年（1622～1623），知县曾应瑞只是“重开”了进贤门，而不是“兴建”了进贤门。

　　史载 进贤门古已有之但后被毁弃，曾应瑞捐俸禄重开

　　清乾隆版《揭阳县志》中所载的《重开进贤门记》书影（部分）。

　　说曾应瑞“重开”进贤门，史料是明确的、充分的，主要有载于旧《揭阳县志·艺文》中宋兆禴撰写的《重开进贤门记》，还有其他旁证。

　　宋兆禴，揭阳渔湖人，万历戊午（1618）20岁中举人，崇祯元年戊辰（1628）中进士。曾应瑞是江西临川人，万历丙辰（1616）进士，万历四十六年（1618）任揭阳县知县。1622年至1623年，曾应瑞将毁弃颓圮许多年的进贤门从废墟上重新建起来，想必是约请了宋兆禴为其写这篇“记”。古时，一项工程完竣，由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作一篇记，并刊碑以为记录和纪念是很正常的事。宋兆禴的这篇文章首次被收入崇祯三年（1630）修讫的《揭阳县志·艺文》中，题为《进贤门记》。崇祯《揭阳县志》内文已基本散佚，但部分“艺文”被以手抄的形式保留了下来，《进贤门记》也在其中。清雍正四年（1726）陈树芝修的《揭阳县志》继续将这篇文章收录于《艺文》中，只将题目加了两个字：“重开”，为《重开进贤门记》。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刘业勤修的《揭阳县志》仍将《重开进贤门记》收入其《艺文》之中。

　　《重开进贤门记》开宗明义：“县南数十武，迤而东，揭庠在焉，庠之左为进贤门。”这就是说进贤门早就存在，一经提及就能给它定位：在学宫之左面。接着，文章就有更具体而细微的叙述和描写了：“进贤门，古门也。其道环学而西，通甲卯乙之气，为生为旺，为光为明，往日奕盛则可得而指也。”被天启年间指为“古门”的进贤门应该是年代相当久远了，而且“往日奕盛”对应的是今日（未重开之前）的衰败，更证实“往日”已有进贤门。那么，“往日”的进贤门为什么会被毁弃呢？文章说：“为豪所不便，门遂堙，底滞屯郁所由来矣。独不知圮自何年，乘亦逸之。岂当时亦有所避耶？而门迹故存，即今所仍者是也。”这段话的信息量极大，说了门为什么被堙；说了当前“底滞屯郁”的气象是谁造成的；说了嘉靖年间修的县志对此为什么没有记载，而且旁敲侧击地微讽了主持修志的县官“有所避耶”？文章明确指出，进贤门是人为毁坏的，毁坏者就是“豪”，他（们）之所以要毁坏进贤门，是认为进贤门妨碍了他（们）。这里的“豪”指谁？今天已无法知晓，总之是个有钱有势的人（或团伙），他（们）气焰熏天，毁掉进贤门可以不经县太爷同意，而且还可以让县太爷闭嘴，连修志的时候也不敢将这事记录下来。这也是我们今天不知进贤门建于何时毁于何时的原因。

　　《重开进贤门记》还说，曾应瑞重开进贤门之初，有过移动一下位置的想法，“欲稍下以就衢”，但重开过程中，“验之城砌有方，而径寻者，知旧为塞处垒石也。”即发现原来的地基较为完整，“仍其处，遂辟焉。鸠工于天启之二年十一月，落成于三年之六月，如四门之式，楼一座，高一丈四尺，衍三丈一尺，从二丈。为桥二，外以石而内以木。石者不易，而木者犹议更，未遂定也。故木之为费资五百有奇。”总之，这篇“记”把重开进贤门的因由、过程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既是曾应瑞重开进贤门的如实记载，也是此前很久很久就有进贤门存在的有力证明。

　　在旧《揭阳县志》中，从一些零星的记述中也能看到进贤门是早就存在的。例如，雍正年间陈树芝修的《揭阳县志·艺文》中，有林熙春的一篇《曾祠记》，这是为曾应瑞生祠落成写的“记”，也是为曾应瑞立的传，里面述及曾应瑞重开进贤门的事功时说：“旧时学宫之东，开进贤一门。相传云，此门既塞，甲第渐稀，而青鸟氏亦云，然。侯扼腕曰：”苟有利于棫朴，吾何靳乎栽培？‘遂捐俸辟之。“是说揭阳在科举考试中中举的人数一直不理想，人们觉得这是因为进贤门被塞造成的。曾应瑞听了之后说，只要有利于出人才，他是不吝啬的。于是就捐自己的俸禄重开进贤门。林熙春，揭阳龙溪人（今属潮州），万历年间中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在旧《揭阳县志》中，有多处关于林熙春的记载，而且编辑了他的小传，是一位口碑不错的乡贤。

　　推测  进贤门或作为揭阳学宫外门，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

　　进贤门是揭阳古城的标志性建筑。涂英鹏 摄

　　夜色中的进贤门灯光璀璨，更显古典风韵。 杨小琪 摄

　　那么，进贤门究竟建于什么时候呢？笔者个人认为，进贤门是同学宫同时建起来的，即南宋绍兴十年（1140），理由有三：

　　第一，学宫是揭阳县城最早的建筑。尊孔是封建时代最大的“政治”，建城先建学是那时不可动摇的常规。学宫建成之初，县城尚无城门，为学宫造一个外门（后来建城墙而有了东西南北四门，进贤门属四门之外的第五门，恰恰说明它早于四门而存在），或者说仪门，是顺理成章的事。进贤门到学宫的直线距离，大约在百米之内，今天如果省掉它们中间的步行街，就明显可视为一体。

　　第二，“进贤”二字与学宫有着密切的联系。学宫是当时的教育图腾，是培养人才、涵养文明的象征，而“进贤”作为它的外门恰如其分，属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从年代上用排除法或减法，推得在南宋重建揭阳县的绍兴年间建进贤门最合乎逻辑。具体地说，整个明朝和元朝都不太可能建进贤门。有了宋兆禴的《重开进贤门记》为依托，我们可以先从明朝倒溯。明朝除天启年间曾应瑞重开了进贤门外，其余年头没有关于进贤门的记载。具体分析为：首先，天启间宋兆禴称进贤门为古门，“古”的概念虽从来就没有明确的分野线，但一般地说，没有二百年以上的时间是不会被称为“古”的，明朝的人更不会把本（明）朝称为“古”；其次，这一点最重要。从嘉靖而隆庆而万历而天启而崇祯，明朝最末一段时期，关于进贤门的事是清楚的，仍可以《重开进贤门记》为证。因为揭阳县第一次修志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由知县王凤主持修纂，这亦即宋兆禴所批评的对那个“豪”，“乘亦逸之，岂当时亦有所避耶？”据理分析，“豪”毁掉进贤门的时间很可能就在嘉靖年间，因为王凤修志的时候他（们）还在，以致这本志不敢对他们发声（到天启年间，“豪”的恶劣影响渐散，才有曾应瑞重开进贤门）。明朝其他年份的情况大致可从县志的《建置志·城池》中查得。乾隆《揭阳县志》和雍正《揭阳县志》都有差不多的记载，这里摘录乾隆《揭阳县志》中有关元、明“城池”的记载：“揭自宋置县旧未有城，元至正十二年达鲁花赤答不歹御海寇始砌内石城二百丈，外加土城八百余丈，十六年闽寇陈遂辟土城而广之，明初城仆濠堙。天顺四年，海寇魏崇辉、罗刘宁乱，知县陈爵拓城内之东北一百丈，通三百丈，高一丈五尺，阔一丈四尺，砌以石，外城之西北七百余丈，通一千六百丈，高一丈二尺，阔一丈六尺；成化二十三年七月，流贼千余人白昼入城劫库放囚，九月，按察使陶鲁檄通判吴璘督修；弘治元年，佥事陈英檄同知沈景量民产高下赋之，傭工庀材，甃石为址，高五尺，上累以甓高七尺，堞高三尺，共一丈五尺，修广皆如其旧，费六千三百两有奇，未几，甓坏几半；四年，知县邵遵道议修复之，旋以忧去；十一年知县敖公辅易甓以石，女墙楼橹为之一新，又费五千九百两有奇，役丁夫十数万民，颇劳怨；正德三年，县丞陈琳大修之，内外马路各增二丈，水脚楗以巨桩，桩之内砌以长石，石之缝以灰拌土而杵之，灰土上面复纵横其石，城称巩固；嘉靖七年，主簿季本又重修内外腰城百余丈，马路六百余丈，城楼窝铺俱重修；嘉靖三十四年，沿海寇警，岭东道饬筑四门月城；万历十八年，城垣坍塌，知县李欕重修，增高城五尺；天启元年，知县曾应瑞……”这里，元朝和明朝修城池的情况像流水账一样清楚。

　　曾应瑞天启年间于进贤门虽是“重开”，但完全是从废墟上重建，这一点当然是要特别提到的。

　　接下来，要倒推到元朝。元朝有没有可能建一座进贤门呢？答案几乎是否定的。元朝统治阶级把当时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南人指南宋统治时期的汉人和西南各民族人民，揭阳人就属“南人”。元朝统治者表面上不得不尊孔，骨子里却轻视和害怕汉文化如洪水猛兽。统治者除将人民按民族分等之外，还以职业把人群分为十级，“儒”被排到第九级，居娼妓之后。在元朝统治的九十年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至正年间在揭阳的那个达鲁花赤答不歹就惶惶不可终日，嫌外城还不够高，在衙门周围又筑起了高高的内城（现在称“禁城”的为元内城保存完好的一部分。蒙古族本是马背上的民族，几乎没有什么是围墙的概念，成为统治阶级以后，他们的围墙筑得比谁都高大和坚固）。我们怎么能设想，在揭阳的达鲁花赤会有思想、有情怀筑一座汉族文化风格的进贤门呢？既然从明朝倒溯到元朝，在曾应瑞重开进贤门之前，未能发现有谁兴建过进贤门的迹象，也不能肯定整个元朝有兴修进贤门的动因，那么，很容易就倒推到了南宋绍兴年间重新设立揭阳县的时候，即绍兴十年（1140）。所以，笔者认为，最早的进贤门是和学宫同时于1140年前后建起来的，它很可能就是学宫的附属建筑。

　　注：棫朴，指白桵和枹木，在《诗经》中被用来象征贤才。

　　（编辑：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