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南溪好风光，中有古寺名南岩；寺前一棵五福柿，神奇故事千古传……”近日，一部根据2020年3月9日《揭阳日报》05版刊载的通讯《刘窕敏：改写专家结论的“草根”》而创作的潮州歌册《五福柿》，以其鲜明的主题、生动的情节以及朗朗上口的潮音方言押韵，受到读者的广泛诵唱。作为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潮州歌册的艺术表现形式，再次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可谓是“巧用老瓶装新酒，潮州歌册写新文”！
为此，记者日前专访了《五福柿》作者、潮州歌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鄞镇凯先生。
潮州歌册：源自唐代传入潮汕的变文
鄞镇凯说，要了解潮州歌册，有必要先知晓潮州歌册的源流。
潮州歌册是从弹词演变而来的，弹词是中国南方传统说唱文学的主要品种之一。它和北方的大鼓成为中国二大说唱文学形式。潮州的说唱文学始于唐代。唐代，佛教在潮州一带盛行，潮州开元寺的建立就是明证。随着佛教的盛行，变文也开始在潮州流传开了。所谓变文，即变佛教本文为通俗文字的意思，最初以佛经为蓝本，改编为通俗韵文。接着，本地民间艺人根据佛教教义，采用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编写成新变文。这些变文逐步成了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歌词。说唱变文时，配一弹拨乐器，自弹自唱，这就成了最初的弹词。潮州弹词，通俗简朴，文字多为七言句子，平仄不拘，且用潮州方言押韵，在民间广为流传。《二十四孝》《娘娘落山》就是流传下来的弹词作品。至明清时期，弹词在潮州非常盛行。但是，由于演唱弹词要有一定技巧，且要弹拨乐器伴奏，故不易普及。同时，弹词抄写本在传抄中又多有错漏，一些文人根据读者口味大量地编写了这类本子。书商见销路甚佳，也大量刻印刊行。这些刻本，一般都标有“全歌”字样，如《刘明珠全歌》《狄青平西全歌》等，群众将这些刻本称为“歌册”。潮州歌册从弹词演变出来后，汲取本土的民间艺术营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其表现力和艺术性，成为潮州民间文学和民俗活动独特的样式。可以这么说，潮州歌册是源自唐代传入潮汕的变文。
鄞镇凯表示，潮州歌册是属于曲艺范畴的说唱文学，潮汕的“女书文化”，主要元素是故事加方言韵文，因而也可以说是“潮汕方言叙事诗”。它同小说一样，要有一个中心思想，主题明确，情节完整，并注重塑造典型人物。它比小说的故事性还要强，具有情节发展的各个基本因素：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记者发现，潮州歌册的歌文多为七字句，四句为一节，第一、二、四句押韵，一定押方言平声韵；第三句不押韵，末一字一定是仄声字；每节之间常更换一韵。对此，鄞镇凯解释说，这些规则，是潮州歌册自身的艺术功能所决定的，并非故弄玄虚。能使歌文层次分明，增强音乐感，充分发挥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押平声韵者，因为潮州歌册没有弦乐伴奏，诵唱者在唱到第一、二、四句押韵之处时，要通过牵长声来抒发感情，而平声的调值高扬，有利于诵唱者将声“牵”得长长的，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
潮州歌册的传统本子，多为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潮州李万利、吴瑞文堂、吴生记等商号木板印刷，有《双鹦鹉》《秦雪梅》《玉麒麟》《刘龙图》等，约300余部。这些本子居多一直诵唱至今，深为潮汕人所喜爱。传统本子不少被古今潮剧班改为潮剧剧本，搬上舞台，如《刘备招亲》《刘明珠》等，备受广大观众的欢迎。潮州歌册也成为现实斗争的武器。民国时期，汕头市马合利等商号开始用铅字印刷一些民主革命的歌册，诸如《新中华》《许友若》等。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随着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少革命者利用潮州歌册歌颂革命斗争精神，鼓舞人民群众对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出现《南澳光复记》《保卫大潮汕》等，这些进步歌册进入寻常百姓家，起到唤醒民众，激励人们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才子佳人之类的歌册不再出版，但潮州歌册的艺术形式并没有被摒弃，而是诞生了新品种——短篇。这是适合报纸杂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成为宣传时政的一个重要载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鄞镇凯就经常应约创作一些宣传时政的短篇歌册，他印象较深刻的有与许柏秋合作，发表于《汕头日报》的歌册《龙州和虎山》，讲述社会主义新时期乡邻关系的故事，开头两节是：“桑浦风光数龙州，山明水秀景色幽；青枝绿叶四季旺，新开鮀河绕村流。龙州隔岭是虎山，自古龙虎不相和；二个乡里二县管，代代械斗无年安。”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听潮州歌册的人少了，唱潮州歌册的人更少了，更甭说写潮州歌册的人了。
潮州歌册：传播潮汕文化的重要载体
目前，一个不能忽视的社会现象就是，潮汕话正在走向式微。鄞镇凯就亲历过几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情。他的几个亲戚，均是土生土长的潮汕青年中学语文老师，却看不懂他写的潮汕歌册，其中一位用普通话读着他的作品《四人五脚进汶川》的一段“阿姐同行有四个，汕头千里迢迢来，只为残友同命运，携手同进脚不歪。”然后义正词严质问他：“这一段，脱韵了，知道吗？”他到公益文化讲堂讲潮汕文化，因为使用潮语，屡屡被投诉；他上灯谜课、楹联课，一直都是用潮语，现在，学员理直气壮要求他使用普通话；节日的潮汕灯谜台依然星罗棋布，但不少猜众使用的是普通话……
语言，是文化的根本。如果潮语灭失了，“保护潮汕文化”还有意义吗？鄞镇凯动情地说，保护潮汕文化，首先必须抢救潮汕话，抢救潮汕话，必须运用行之有效的用语言抢救语言的艺术载体。
从事潮汕文化传承保护工作几十年来，鄞镇凯把唱响潮州歌册提高到保护潮汕文化的战略高度来看待。
如何用歌册来为抢救潮汕文化服务呢？歌册已成为“非遗”，有的人以为收藏、宣传几本老歌册就是“非遗”。鄞镇凯坦言，旧歌册的内容，有艺术的研究价值，但多数没有再传播的价值。他特别认同吴奎信先生在《潮州歌册》一书中所说的：“在歌册中充斥着忠孝节义的说教，宣扬因果轮回、善恶报应以及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唯心论、宿命论思想，涂染神仙鬼魂的浓厚宗教迷信色彩，宣泄奇形变态的爱情婚约等。所有这些，与当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已很不协调，与社会的发展也不相适应。”
鄞镇凯认为，潮州歌册的先天不足是反映本土人事，让歌册完全姓潮的作品太少了。要利用潮州歌册作为抢救潮汕文化的工具，“巧用老瓶装新酒，潮州歌册写新文”，通过积极向上的内容去教育感动受众，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潮汕母语的运用。这正如他新近创作的潮州歌册《五福柿》。
尽管年逾古稀，但鄞镇凯依然奔走在传播潮汕文化的道路上。他籍贯揭阳市榕城区北门，曾是《汕头日报》资深报人，现为潮州歌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潮汕历史文化中心理事兼传播办主任，长期致力于潮汕文化的传承创新，2009年获得广东省民间文艺突出贡献奖。他经常举办公益性潮汕民间艺术培训班，近几年尤其重视潮州歌册的传播工作，常常组织传播团队到大学、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推广潮州歌册和潮汕民谣的教育，取得很大的成效。“我的根在揭阳，我愿意为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竭尽绵薄之力。”鄞镇凯深情地说，潮州歌册是濒于灭绝的艺种，希望能有机会在家乡为这一艺种的传承创新培养后继人才。
（编辑：悦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