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系列报道（60）

郑英慧（1915～1989）。骆京华 提供

郑玲家旧址位置图。阿龙 制图

骆维强和郑英慧合影。骆京华 提供

20世纪50年代郑英慧（中）和郑英略的妻子黄烈美（右一）、女儿郑用文（后）和儿子郑用武（左一）合影。

1985年郑英慧（右三）返乡参加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活动后，与亲属和战友到黄岐山祭奠郑英略烈士。

    1989年郑英慧骨灰撒放仪式过后，郑英慧的仨儿子和亲属、战友在蕙庐前留影（后排左二骆小宁，前排左三陈曙光、右一李小平）。李小平 提供 

　　郑玲，抗日战争时期揭阳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揭阳“青抗会”领导成员之一，地方党史资料中的中共揭阳县机关地址“郑玲家”即设于她的家中。“行走绿廊，感受水城文化”系列报道第57站《郑英略：抛洒热血为革命，短暂青春著华章》曾报道过她的点滴事迹，但这位名字被载入揭阳抗战史料的共产党员，从1940年奉调闽西南后，地方党史资料就不再出现她的名字。她离开揭阳后，在奔赴的新岗位上为革命工作做过什么贡献呢？

　　2021年仲夏，在采访组走过市潮剧传承保护中心的时候，我们终于跟郑玲的亲属取得联系，了解到地方党史未曾记载的一段红色历史。

　　挣脱包办婚姻，追求新文化新思想

　　郑英慧（1915～1989），揭阳县榕城镇进贤门郑厝围（今属榕城区榕华街道进贤社区）人。一名郑玲，1940年以前在揭阳从事革命工作时使用这一名字。

　　骆小宁（1944～2021），郑英慧长子，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大校军衔。退休后专程到母亲生前工作过的揭阳榕城、河源和平、广西柳州等地采访党史、档案部门和战友，于2015年写下了《回忆我的母亲郑英慧》一文，为我们采访提供了翔实的文字资料。

　　郑英慧1915年5月出生。父亲郑唯一，早年同情辛亥革命，有进步思想倾向和爱国之心，教过私塾，后告老在家，在榕城有一定威望，在郑氏家族中很有威信。郑家有8女6子。郑英慧排行第四。郑唯一在私塾里教古文，古文基础好，郑英慧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古文基础也非常好。

　　初中毕业后，郑英慧到汕头海滨师范学校学习。她和同学陈曙光一起办学校月报，宣传新思想，参加学生运动，还一起到工厂发动工人参加爱国运动。陈曙光的丈夫林之原在汕头同济中学教书，林之原成立了一个社团，叫“密林文艺研究社”，是先进青年组织，实际上是当地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是汕头进步思想的宣传站。郑英慧在“密林社”学习新文艺，接受新思想。

　　1933年，郑英慧满18岁了，一桩烦恼事缠绕心头。原来，此前，父亲为她定了一门亲事。

　　郑唯一给女儿定下的这门亲事，是他年轻时参加维新活动时维新派一个老友的儿子。老友家庭不太富裕，临终时把儿子托付郑唯一。郑唯一与他商定，待郑英慧18岁时就跟他儿子结婚。郑英慧受进步思想影响，坚决不同意家里这桩包办的婚姻。

　　而这年6月，“密林社”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林之原等5人被捕，陈曙光因怀孕虽暂未被捕，但随时被国民党特务跟踪。两个闺蜜一个准备逃婚，一个准备甩掉特务跟踪，两人找到另一个女同学王慕真。王慕真有个表哥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3人决定一起到广州去。在登上驶往广州的客轮前，郑英慧把一封准备好的信寄给父亲，表明自己反对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和继续读书的理由，她写道：“这个婚姻是不合理的，我要读书救国。爸爸是进步的，爱国的，希望你能理解我，支持我。”

　　郑唯一理解女儿的选择，对外声称不认这个女儿了，但却托广州的同宗每月转给郑英慧10块钱。这10块钱成了3个叛逆女孩每月在广州读书、生活的全部费用，她们省吃俭用地过日子。郑英慧学习成绩好，不久考上了知用中学，王慕真则考上了日文夜校，陈曙光考上了广州美术学校，3人就这样度过了一两年艰苦的生活。

　　东渡为求学，返国为救亡

　　1935年底，在日本留学的郑英慧三姐跟郑英慧取得了联系，要她到日本去。三姐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她想让妹妹到日本去做旁听生。郑英慧于是动身前往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做旁听生，如饥似渴地学习日文和大学知识。

　　1年半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对华侵略战争打响。郑英慧和三姐毅然离开日本，返回祖国，决心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两人回国后，三姐因日语水平高，成为国民党十九路军的日语教员，郑英慧则到汕头看望其时正在那儿一边养病一边关注国家形势的大弟郑英略。

　　8月13日，汕头市青年救亡同志会成立，郑英略带着四姐一道参加了“汕青救”，郑英慧以小名郑玲名字加入“汕青救”并成为活跃分子。

　　8月下旬，“汕青救”派郑玲回揭阳开展抗日宣传，郑玲随郑英略回到阔别几年的老家。在老家住下后，郑玲马上开始联络工作，仅一个月的功夫，9月28日，揭阳青年救亡同志会成立，郑英略、郑玲与林美南、姚木天、陈德智等人成为“揭青救”第一批会员。

　　郑玲的爱国热情和组织能力受到党组织的关注和赞赏，10月28日，潮汕地区党组织中共韩江工委领导人苏惠介绍郑玲入党。郑玲遂成为郑家继郑英略之后第二名共产党员，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揭阳县第一个女共产党员。12月，韩江工委批准设立榕城支部，郑玲任书记，林美南任组织委员，支部机关设于郑玲家。不久，为号召广大妇女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郑玲在介绍了陈诗辉、林惠贞加入党组织后，成立中共榕城妇女支部，任书记。而榕城支部书记一职，改由林美南担任。在宣传抗日中，党员队伍也逐渐壮大，1938年3月，中共揭阳县第一区委员会在郑玲家成立，4月，成立中共揭阳县工委会，12月，成立揭阳县委员会，机关一直设于郑玲家。

　　李小平，退休教师，现定居广州。她是郑玲大姐的外孙女，革命旧址“郑玲家”一直由她看管，直到2016年五社八社棚户区旧城改造拆迁。

　　从李小平发来的手写资料，我们了解到，郑玲的大姐郑蕙卿初中毕业后，郑唯一招了一个叫陈志刚的小伙子入赘为婿，并将自己的书斋“三学精舍”让给他们住。后来，郑蕙卿夫妇把三学精舍扩建，易名蕙庐。

　　在1937～1939年持续两年的时间里，“郑玲家”成为中共榕城支部、揭阳县第一区委、揭阳县委的机关秘密驻地。

　　在救亡宣传中崭露风采

　　从抗战初期的中共榕城支部开始，揭阳县的党员人数从两位数逐渐增多，至1939年底，揭阳全县党员人数达1000多人，分布在“揭青抗”“妇干班”等单位和农村、学校中。郑玲在发展党员队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中国共产党揭阳县地方史》载：1938年8月，揭阳县举办社训总队妇女干部训练班（简称“妇干班”）。揭阳县党组织为了培养一批抗日妇女骨干，决定利用这个合法机构派出郑玲、陈曙光、余天选和陈德智4位共产党员参加“妇干班”培训工作，并组成党支部，发展党组织。

　　郑玲是中共揭阳县委的妇女部长，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县政府妇女会的干部。其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郑玲利用这一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在“妇干班”，郑玲任指导员，余天选任队长，陈曙光任副队长。这3位女共产党员连同陈德智一起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成立党支部，秘密发展党员。妇干班共办了两期，第一期妇干班有36位学员，第二期妇干班有100位学员。在党支部的培养教育下发展了很多女党员。这些女党员在广阔农村地区宣传、发动群众，同时在农村建立发展党的组织，撒下革命种子。

　　在抓统一战线上，郑玲也亲力亲为。1939年，林先立任揭阳县长。郑玲鼓动其妻林先德参加抗日活动，在郑玲的影响下，林先德组织起“揭阳县新生活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担任“新妇委会”的主任委员。该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受过共产党的教育，是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活跃分子，后来大都成为妇女抗日群众运动的核心骨干。

　　骆小宁在回忆录中，参考了一些纪念林美南的文献资料，写下了郑玲当年在县国民党党部跟国民党反动势力辩论的一番情景——“当国民党反动派诬蔑救亡思想是共产党的观点，诬蔑‘共产党是要共产共妻，行其道者都是穷汉恶痞，心怀不良，大家切莫上当’时，我母亲以她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共产党的向往的思想认识，她马上站了出来，走上讲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的论调，她还以自己家庭作为例子当场驳斥：”我们郑家在揭阳可算巨富，你们谁能比？你们到底有多少家产会被共产呢？我郑玲就不怕这种事！你们怕什么？我郑玲就不相信有这种事！你相信什么？‘我母亲的大义凛然表明了一个革命者的胸怀，表明了她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表明了她与旧思想的决裂。“

　　转战桂林，直至解放

　　1940年，郑玲奉调到闽西南学习，联络站交由弟弟郑英略负责。闽西南为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的省称，领导闽西南、潮梅党组织，机关设于梅县、大埔一带。郑玲自此离开揭阳。

　　1940年5月，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逆流，镇压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解散抗日进步团体，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爱国青年及进步人士。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采取长期埋伏和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一批党员干部被党组织安排到学校、乡村隐蔽起来。郑玲征得党组织同意，考入位于韶关的广东省文理学院读书。因为是隐蔽埋伏，郑玲恢复使用郑英慧的名字。

　　在省文理学院，郑英慧结识了同样征得党组织同意考入该校的青年骆维强。

　　骆维强（1917～1981），和平县东水人。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曾任中共和平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郑英慧和骆维强志同道合，两人除了认真研读大学课程外，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和组织学生运动。在省文理学院，骆维强领导了学生驱逐特务训育长和反动教授的行动。

　　1942年五六月间，继“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南委事件”发生，中共南方委员会遭到破坏，中共粤北省委同时被破坏。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骆维强掩护粤北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的妻子何素莲和两个孩子撤退，将3人送回和平县东水家中。随后，与郑英慧一起转学到桂林师范学院，继续隐蔽起来。

　　在桂林师范学院，骆郑两人结为夫妇。后来，郑英慧到临桂县两江（今桂林市临桂区两江镇）儿童教养院中学任教，不久因怀孕被解雇。1944年5月，郑英慧生下儿子骆小宁，当年7月，日军部署进攻桂林，骆维强夫妇随桂林师范学院师生撤往桂北长安小镇（今属柳州市融安县），在那里，骆维强跟党员张琛取得联系。张琛在“南委事件”后隐蔽于广西，后任《柳州日报》总编辑。骆维强夫妇想通过张琛恢复组织关系，参加抗日活动。1944年6月，经张琛举荐，骆维强夫妇一同到柳州日报社工作，骆维强担任柳州日报社经理。1945年2月，罗培元、张琛、何家英等3人建立了中共柳州日报社特别支部，骆维强、郑英慧也恢复了党员的组织关系。在党员队伍壮大后，特支成立了几个支部，骆维强、陈扬、郑英慧成为警卫队支部负责人。

　　在日军占领柳州前，柳州日报社撤离柳州，警卫队支部负责安全转移保卫工作，骆维强夫妇背着骆小宁行军，报社的战友们给骆小宁取名“钢托”，希望他长大后像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游击队领导人铁托一样打击侵略者。在风餐露宿中，郑英慧把小钢托放在一个皮箱里睡觉，这个皮箱后来成为骆小宁一生的珍藏品。

　　在转战一两个月后，骆维强夫妇感到带着婴儿打游击十分不便，遂把他送给融县（今柳州市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一户李姓人家抚养。其时，骆小宁才8个月大。直到解放后，郑英慧通过组织几经周折，才找回骆小宁。

　　在抗战期间，柳州日报警卫队成为桂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枪支、弹药、粮食都可以通过柳州日报警卫队向桂北行署和各县、乡申请，柳州日报警卫队还向各地抗日游击队输送军事、政工人才，接受各地抗日游击队的敌情和战果统计，向抗日游击队介绍作战建设经验。这些做法，后来得到了南方局书记方方的肯定。

　　抗战胜利后，骆维强夫妇返回广州，郑英慧在中共广州市委工作，任文教组组长，骆维强则负责两广纵队北撤事项。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国共“重庆协定”，发动内战，骆维强被党组织派至香港，以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8年3月，骆维强返回广东九连山游击根据地参加武装斗争，任粤赣边第二支队六团政委、中共（和平县）和东分工委书记。骆郑夫妻两人虽同在广东工作，却仍是聚少离多。

　　关爱家乡，魂归故里

　　解放后，郑英慧调任东江地委工作，任妇委委员，海丰、陆丰县委委员，华南分局党校班主任，党支部书记。骆维强则任南方人民银行东江分行经理，东江地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国人民银行东江中心支行行长。1954年，骆维强调任济南第二机床厂副厂长，郑英慧一同调任济南第二机床厂干部教育科科长。尔后，夫妻一同调任北京，骆维强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二局处长、副局长、机床组组长、一机部计划基建局局长、中共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分党组书记、董事长等职。郑英慧则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二局教育科科长，北京第二机床厂党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副厂长、北京市机械局顾问（司局级）等职。

　　郑英慧虽然多年转战他乡，但无时不关心家乡和亲人的情况。解放后，她曾作为粤东片土改工作组人员到揭阳检查工作，专程抽空到红学小学（今红旗小学）看望郑英略的儿子郑用武，当见到郑用武光着脚丫时，赶紧拉着侄子到附近的百货公司。据郑用武教授回忆，其时，四姑妈向同行的女干部方东平阿姨借了钱，给他买了一双较大号的鞋子，说是小孩脚板长得快，大号的可以多穿些时间。

　　对于家乡侄甥晚辈外出求学，郑英慧也经常给予经济上的帮助。

　　1985年，汕头、揭阳举办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活动，郑英慧专程返回家乡参加活动，并带亲戚和老战友到黄岐山祭祀郑英略烈士。

　　1987年，已经离休的郑英慧返回揭阳参加新北河大桥、南河大桥建成通车典礼，在得知当年参加“揭青抗”的同事陈诗辉等人在“文革”动乱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后，特别到县委相关部门，为他们出具证明，使这些老同志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1989年10月，郑英慧在北京因病逝世。弥留之际，嘱咐子女要把她的骨灰撒到生她养她的榕江上。据《榕江报》当年报道：10月26日，骆小宁兄妹4人带着母亲的骨灰，在县党史办、公安局、老干部局等同志，以及郑玲生前好友陈曙光等人的陪同下，乘坐“揭标5号”警艇，将郑玲的骨灰撒落在榕江里。

　　陈文昭，榕城区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榕城区革命老区发展史》编写人员之一，对郑玲的事迹十分感动，他说，郑玲是揭阳抗战时期的第一位女党员，在重建和壮大揭阳党组织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她的功绩不应因为工作需要调离揭阳而被淡忘。在揭阳大地，好多党员干部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奔赴祖国各地，乃至于海外，如许玉磬、苏丹、郑玲、余为龙、周鲁等人，他们都在一如既往地为中国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做贡献，我们老区建设、党史工作等部门，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一定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录下来，既对他们的后人有所交代，也为历史留存宝贵资料。图片除署名外均由 郑用武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