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也觉得奇怪：有些属于同时代、同地区、同层次的作者，本来应该早就认识的，却久而不认识。普宁的江振麟就是这样的一位。

　　今日整理积书，发现江振麟老师1997年8月曾赠我一册他于1995年8月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识途集》，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普宁籍广州大学教授顾兴义写的序，从序中可知，他们两人既是老乡，也是华师同学，再翻阅内文，大抵都曾在《汕头日报》《汕头文艺》《汕头工人报》等当时潮汕作者普遍投稿的报刊，跟我是“同文”，于是增加了几分亲切感。就有了把书读下去的兴趣。

　　同许多当时的同类作者相同，江振麟老师的文字，从文学这个角度来看，写实写得规规矩矩，明明白白，但是又表现出平平淡淡、简简单单，没有多少工夫，没有多少深度，然而和那些花里胡哨、虚情泛滥的作品相比它却有个优胜，那就是写出了真趣。

　　我这里说的“真趣”，并非什么高雅的东西，指的是那些有地方特色、地方精神的风俗、工艺、人物或者事件，使后之来者可以从中学到知识、了解过程、明白经过，从而增添新的感受与认知，使心灵得到陶冶或升华。这都是真正的“开卷有益”之物，不是那些强调“自我”，玩弄“调性”或别的什么“私人化”趣味所不能比拟的。因为前者真实、朴素、洁净，或者因为有着时间的“包浆”而有厚重感，总体上是给读者有用的教化、美丽的感染，都是具有价值的传播。

　　这些，赖于作者对地方文化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浸淫其中，有深入的了解，有真挚的感情，有恰当的表述，让那些“土”的东西“文”起来，朴素的东西高尚起来。既给读者以熏陶、影响，也提升了“地方”即是作者家乡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有利于“地方”的发展，这是一些不关注本土题材的作者做不到的。

　　在《识途集》的“散文随笔”一辑中，作者以自己细致的文笔，展示了普宁也是潮汕最具知名度的民间文化如英歌舞、赛龙舟、嵌瓷彩绘、抽纱刺绣、侨乡风情、春节习俗等，尤其是对后来被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横溪龙”的制作与舞动情景的描述，都是“前无古人”，因而别开生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的。而大南山下崩山头公鸡沟的山歌互唱对答，更是包括许多普宁人在内闻所未闻但特色浓烈的民间艺术，它对于吸引更多学者发掘整理，丰富普宁文化遗产结构的意义和作用，将会被证明不会是微量的和低端的。

　　我还特别欣赏作者对善种柑的红山村民俗风情如诗似画的描绘，尤其是“乡食”的记叙，把普宁的民间生活表现得十分精致，形象地赞美了在这精致生活后面的人文精神，文字虽然通俗朴素，但涵养寄意长远深邃，别具艺术魅力：这“大吉”正月初一送“鼠壳粿”，三月清明送“大麦甜粿”，四月立夏送“流沙面条”，五月端阳包糯米粽子，六月六请吃新米豆饭，七月七夏果尝新，八月中秋送家做土月饼，九月重阳柿果下树送“红柿儿”，金秋十月娶亲嫁女送“酒饼糖”，各节日送“冬至盘”兼汤丸鸡蛋，十月二十四灶王爷上天送“上鼎油粿”。

　　他如写游艺活动的“涂戏”，也有很多精到的描写，把现今读者几乎闻所未闻，曾经在地上而不用搭台演出的“涂戏”——真正潮汕特式广场戏的表现方式，描写得细致详尽，绘声绘色，这是没有深入生活，不娴熟传统文化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那些万人村涂沟乡侨胞回梓观光，专点“涂戏”联谊，《灯楼》一曲，传为佳话。《灯楼》是笛套传统曲目，据传是再现唐明皇在城楼上与民同乐的情景。《灯楼》分为六章：第一曲“催妇登楼”，再现当年华清宫歌妓许和子上楼，一步一踏，有板有眼；第二曲“碎碎金”，写歌女步履轻盈，拾级上阶，姗姗来迟的美姿；第三、四曲“晏灯楼”“醉等楼”，写“千呼万唤始出来”，边饮酒边欣赏歌舞的醉态；第五曲“共灯楼”写唐明皇与民同乐，山呼万岁，达到高潮：“灯楼尾”是乐曲的尾声，余音袅袅，令人流连忘返。

　　还想特别提到，《流沙胜地我重来》，写1965年6月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流沙之行，第一段写到在当时普宁县人委小会议厅受接待时，有一处文字：桌上摆着一支棉湖镇（揭西县）出产的煤油炉。这种炉有五条灯芯，小巧玲珑，可用来烧茶。郭老细心地欣赏着它，不停地摆弄着它。

　　当时写着这种现象时，煤油炉时代已经过去，固然不是为之作广告，但这个细节，却把包涵着潮汕绣花工夫精神的地工产品形象地做了宣传，这个效果，比之现在请任何一位巨星来做代言，都要好得多。

　　而以细致、传神之笔，揭示潮汕文化美趣的文字，在本书中又比比皆是，哪里仅止上举数处。

　　因此，读罢《识途集》，虽然明知它是“老派”“土派”写法的遗存，不是追求时尚，追求不知所云的“调性”之类的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对象，我还是要写下这千把字，对江老当年的努力和成绩表达共识与敬意。

　　社会总在发展，许多过去了的事物，虽然表层不是崭新的闪闪发光，但“包浆”下边的那个质量，却别有意义、别有价值；有时还不是“闪闪发光”所不能企及。这是我写这篇短文的动力，还不仅仅因为开头所说的带着感情的那些元素有关而已。

　　（编辑：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