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书楼航拍图。

　　赐书楼大门上的灰塑门匾笔迹至今犹存，上下落款有“恭储光绪二年”和“御赐方略”字迹。

　　赐书楼二进为一厅二房三开间，前天井两厢有盖顶亭屋相向，中间立着两根石残柱。

　　赐书楼三进为倒“凹”字形七开间双层灰墙木楼后包，形制类百兰山馆。

　　揭阳华侨初级中学东侧，有座占地一亩多、三进式、坐北朝南的破旧老院落。它历经140多年的风雨，至今虽艰难屹立，其总体结构却基本完整。整座建筑物层高比普通民房高出一筹，糅合了苏杭园林建筑和潮汕传统建筑风格。大门上的灰塑门匾“赐书楼”三字笔迹至今犹存，院落里的民居门牌上写着“东门花园内”。这里正是晚清著名政治活动家、洋务运动实干家丁日昌营建的絜园（俗称丁家花园）中的赐书楼。它或许也是目前粤东仅存的一座赐书楼。

　　赐书楼系揭阳絜园仅有遗存

　　清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之母黄氏逝世，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氏，扶榇回籍葬母，守孝三年，居揭阳城。早在同治七年（1868）春，丁氏偕同曾国藩“阅太湖水师，事毕，游木渎之端园”时，曾向曾氏表露过自己心萌“归志”。曾氏因赠诗一首，尾联有“他日故园营一壑，风光可似此间无”之句。丁氏对此大有感悟，故其守孝期间，除兴建藏书楼百兰山馆外，又在县城东门外临榕江南河处辟地，堆土成山通渠引水，遍植花木营为园林，并沿用早年任苏松太道时上海道署其所筑之“絜园”旧名。

　　考有关史料，絜园及其赐书楼至迟于同治十二年（1873）营建完成。有资料显示，园中建筑物有大门、五间楼、三间屋、曾（国藩）公祠、水亭、东山亭、待月亭、草堂、赐书楼等。

　　丁氏夏季喜园居，晚年病退揭阳养疴，夏天必居絜园并下榻于赐书楼。赐书楼是他晚年除百兰山馆外另一藏书、起居、养病、休憩、读书、从事公私文牍、接待宾客、设坛延师课徒的重要场所。这位晚年“奉准在籍专折奏事”（李文田《丁公行状》语）的封疆大吏，期间给朝廷多件涉军国大事的建言奏折，部分就在这里写成。

　　光绪八年（1882）丁氏逝世，家族日渐中落，一度官宦文人墨客往来不绝的絜园盛况已然风光不再，絜园也随之荒芜颓败，但仍有士夫阶层不时来此凭吊怀旧。台湾晚清著名爱国诗人许南英（许地山之父）、大埔举人邓尔瑱等，就曾到此凭吊流连缅怀赋诗。

　　赐书楼后被丁氏后人分别变卖给多户别姓人家。20世纪50年代初，絜园中丁日昌墓葬被盗掘。园林旧址后被辟建为县华侨中学。变卖后的赐书楼，成了絜园仅有的珍贵遗存。

　　因珍藏清廷御赐书籍而命名

　　历经140多年沧桑，原来的辉煌已经被时光掩埋，如今的赐书楼剩下的是破败不堪的景象。院落前有八字形麒麟照壁，其第一进为大门，门两侧有库房。二进为一厅二房三开间。三进为倒“凹”字形七开间（六房一厅）双层灰墙木楼后包，形制类百兰山馆。前后有两天井。前天井两厢有盖顶亭屋相向，中间从两根石残柱看似有一座亭式建筑。院落两厢有盖顶通栏贯穿前后三进建筑。其局部建筑被改建叠建，内外还有一些违章建筑，但总体结构基本完整。榕城区古城公司请来初步勘查的古建专家认为，赐书楼具有苏杭园林建筑和潮汕传统建筑风格相糅合的特色。“前面的八字形麒麟照壁原来非常精美，从大门到照壁之间是宽阔的麒麟前埕。前天井还有一个八角井和一个圆井，井里的水与榕江相通。”今年61岁的郭先生是东门郭氏的后人，自小在这里长大，提起孩提时的情形无限嘘唏。如今，这座院落已成危房，原住户多外迁，院里仅剩下包括郭先生90岁老母亲在内的两三户人家的老人居住。

　　那么，这座院落为何命名为赐书楼呢？史料载，清光绪二年（1876）二月和六月，清廷先后两次御赐给王、大臣、内廷翰林和各省督抚有关书籍。先系同治间成书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两部，后为《穆宗毅皇帝（同治帝）诗文集》一部。时为闽抚的丁日昌当有资格享此“殊荣”。丁氏《抚闽公牍》中有篇《谢恩赏方略疏》，疏中，他对朝廷御赐《方略》“恩典”感激涕零，郑重表示要“庋阁藏储”，旋将上述院落命名“赐书楼”，“恭储”两部《方略》于楼中。近日，在榕城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古城历史文化遗产调研活动中，孙杜平先生轻割那通前政治运动时阳塑文字被铲平、刷以多层白灰浆将字迹覆盖的门匾，除原已露出的“赐书楼”三字痕迹外，上下落款分别出现“恭储光绪二年”和“御赐方略”字迹。“赐书楼”三字，有人说是慈禧手书，则有待考证。

　　丁氏受赐《穆宗毅皇帝诗文集》事，《抚闽公牍》虽没收其给清廷的谢恩疏，但丁氏已故曾孙丁天骏所撰《中丞公轶事》，谈及其曾祖受清廷一系列恩典时，则有“御赐诗文集”一项。同治帝诗文集，当年当也会被丁氏“恭储”在这座赐书楼中。

　　丁日昌王韬曾在此讨论军国大事

　　晚清著名洋务思想家、政论家王韬，曾于光绪五年（1879）十月专程到揭阳拜会丁日昌，下榻于絜园赐书楼，为晚清洋务运动史留下一段佳话。

　　早在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王韬通过黄达权，在广州认识了丁日昌。两人有过一次长谈，在“师夷制夷”，办洋务富国强兵方面理念一致，主张相同，故一拍即合，惺惺相惜，从此时有书信往来，相互讨论洋务及海防军国大事。王韬赞丁氏为“一代伟人”。丁氏赏识王氏，认为“当今通达时务，熟稔外情”，没人能与其相比，多次将其“揄扬”给“南北诸大僚”。王韬于是视丁氏为“生平第一知己”，“极思感激驰驱以报”。

　　王韬《弢园尺牍》中，有一封抵揭拜会丁氏离开后给丁氏的重要信件。信中说他在絜园逗留了六七日，园中“花木纷绮，泉水溁洄，临流对山，殊有远致，一切布置，非胸有丘壑者不能”，令他“叹为观止”。其时“连日下榻园中者凡三十八座，可称一时盛事”，每用餐王氏“必居首位”，故亟赞丁氏“爱才下士，往古所无”。在此，他饱览了丁氏所藏“奇编秘籍”，惊奇为“海内所罕”。他“日侍”丁氏“左右”（可证他与丁氏一起均下榻于赐书楼），亲见丁氏“凌晨而兴（起），深夜不睡，书牘往来，宾客谒见，无有暇晷（空闲时间），每食不过一盂。每遇事故，则裂眦扼腕，叹息累日”；办事如“雷霆无比精锐”，虑事则“毫发无此精详”，终日“殚心瘁力，罔自爱惜”；“每遇一事，不独以精神注之，直欲以生命赴之，此古今所未有”。

　　此信更论及台湾、琉球问题，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为患日深”，“整顿海防，制造军舰，训练水师，决不可缓”。对朝廷欲加丁氏总督衔、经略沿海七省水师，丁氏以病力辞，他认为丁氏“能任大事，能肩巨艰”，“能为人之所不能”，劝丁氏“为朝廷计，苍生计”，“断不可不出”。可见，留絜园期间，两人讨论的均是军国大事，信中这些述说，系他再次向丁氏提出的剖心建言。临别，丁氏赠王“异书”馈以金帛，还“函呈总理衙门”，并修书向沈葆桢和何璟两位总督推荐王韬。

　　这次堪称历史性的会见，为絜园及其赐书楼添上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闪光芒。遗憾的是，清廷腐败无能，导致甲午战争惨败，赔款割让台湾。历史的悲剧，终于被这两位爱国志士当年不幸言中，宣告了洋务运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彻底推行并挽救中国命运，也让絜园及其赐书楼染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这就是割台后台湾爱国诗人许南英来揭阳，为何要专门前往絜园凭吊的重要原因。

　　丁日昌和王韬，均系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清洋务运动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这座赐书楼，与这两位著名人物有关，系具有重要纪念意义、近代史教育意义的重要史迹和具有特色的近代建筑，加之全国现存之历代“赐书楼”建筑并不多，其文物价值和旅游价值自不待言。亟盼赐书楼能得到保护、修缮并得以合理利用和管理！

　　（编辑：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