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明的古典诗词，以宋诗居多，唐诗一般见于寒食题材，但也有以“清明”直接入题的，比如家喻户晓的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而在杜牧之前，“诗圣”杜甫曾以“清明”为题，写过一首七言古诗和一组七言排律。那么，杜甫的清明营造的是怎样的氛围，表达的又是怎样的心境呢？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诗人一生历尽坎坷，穷困潦倒，却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现存的1400余首诗歌，无不表现出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他的七言古诗和七言排律都写于大历四年（公元769）的春天，所见所闻的场景都是在潭州（今湖南长沙）。这里有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乾元元年（公元758）六月，杜甫因营救房瑖（曾任宰相，正谏大夫房融之子）而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今陕西渭南）司功参军，从此离开朝廷，开始了最后十余年的漂泊生涯；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居无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在长沙逗留期间，饱经沧桑、生活困顿的他，正赶上“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的清明节，诗人此时根本无心欣赏“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的热闹景象，只是轻捻须髯苦叹：“弟侄虽存不得书，干戈未息苦离居。”在七言古诗《清明》的结尾，诗人将无可奈何的感叹化作冷寂婉曲的声调：“逢迎少壮非吾道，况乃今朝更祓除”，既直抒胸臆，又含蓄深沉，实在是令人唏嘘：“谁人落魄似杜郎，每逢佳节忆孤楚！”

　　其实备受后人赞赏的，还是杜甫的连章七言排律《清明二首》。是杜甫诗集中仅存的连章七言排律，诗人有感于清明的节日气氛、异域的风土人情以及个人的不幸遭际等等，一气呵成了他晚年的经典之作。在第一首诗的开头，杜甫巧借“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两句来交代当时的节令，并大胆采用对比的手法，通过渲染节日气氛来反衬悲苦情怀，“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中的“他自得”与“我无缘”，真可谓欲语又无言，欲诉却无声；同时结联明言已志：“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他讨厌击钟而食、列鼎而烹的富豪生活，希望有“浊醪粗饭”颐养天年就足够了。这只不过是诗人在生活重负之下最起码的要求，虽不太乐观积极，仍体现了诗人不愿趋奉权贵、追慕荣华的高洁品质。遗憾的是，诗人在那个年代根本无法遂愿，第二年即因贫病交加，客死在洞庭湖的船上。

　　《清明二首》的第二首，在内容上是第一首的继续和发展，诗人具体追忆了自己的漂泊生涯，把抒怀的笔调推向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久远的往昔。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60），杜甫携妻带子，为避关中饥馑前往秦州（今甘肃天水），自那以后到大历四年，时光已过去十个春秋，诗人也从48岁到了58岁。起句“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即强调了漂泊之苦与漂泊之愁，但是情牵政治，心系朝廷，不论何时何地，诗人总是无法摆脱这种苦恋式的心境，特别是“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两句，恰恰是他身在湖湘、遥念京都的具体体现，因此这首诗抒写的情感状态，带有封建时代有志之士共同的情感悲剧特征——本想经邦济世，兼善天下，但是个人的命运却因政治的变迁沉浮，最终往往报国无门，彷徨苦闷，这是自屈原以来乃至整个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大不幸。

　　今又清明春草绿，复缅先人寄哀思。再次捧读相关的诗词，不能不让人唏嘘喟叹：同是唐代诗人，同列杜家贤达，同为触景感怀，杜牧的“牧童遥指杏花村”，多少呈现出一点亮色，寄予了一些希望；而杜甫的“白苹愁杀白头翁”，影射的却是诗人的命运悲剧、心灵悲剧，同时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哀哉！苦哉！

　　（编辑：悦声）